纵观中国和世界历史不难发现，任何一次重大社会变革，或新的政权更替建立，都是起因于社会不同阶层或者利益集团对财富占有及社会地位的巨大差别变动所产生的社会不平等历史。旧的不平衡一经打破，又将产生新的特权阶层和新的不平等，这就是人类历史的怪圈或者说基本的历史规律，没有一个历史上的巨人能走出这一怪圈。但是毛泽东的可贵和伟大之处，在于他敢于向这一怪圈挑战并不惜粉身碎骨的付诸于行动。

“文革”可视为毛泽东挑战历史怪圈的一次伟大的“尝试”。虽然随着他的逝世而被“文革余孽”们复辟翻案否定而失败，但却是悲壮的，惊天动地的，长存于历史的天空而永不磨灭的，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历史壮举。为社会主义中国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或者说没有走向苏联解体的历史悲剧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意识基础。

这一挑战的性质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毛泽东斗争的对象即是自己夺取，建立新政权时共同奋斗的战友。他们已成为新的特权阶层，新生既得利益者或者说官僚贵族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毛泽东称之为“走资派”。因为他们在不断地“变修”。我想毛泽东肯定敏感地意识到执政党一经进入和平年代其自身内部迅速出现蜕化变质，贪婪享受的思想意识趋向。为了防止像李自成进北京的历史悲剧重演。这一趋向称作“资产阶级思想”侵蚀，防止阶级敌人的“糖衣炮弹”腐蚀变质。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乐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主要有三个。

一，是改造干部队伍的官僚贵族特权意识和享乐主义思潮，提高官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

二，是让人民当家作主监督政府的执政行政能力的民主政治意识和自下而上的自我革命的心灵深处的洗礼。

三，是改造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当然权力斗争固然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表面上看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斗争，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之间的斗争，即理想主义者与实用主义者之间的斗争。或者说是精神倡导者与物质崇拜者之间的争斗，也是公与私两种不同的人性之间的斗争。这其实是贯穿整个人类文明的过程中的两大思想理念和行为理念的碰撞。放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两个不同的社会制度体系和文化思想信念的斗争问题。

对一段历史的审视，决不能简单地站在个人得失的立场看问题，必须跳出历史局限站在人性乃至人类学或者说促进历史进程的角度去解剖，方有可能悟到本来面目。但遗憾的是许多歪嘴和尚念歪经，屈解圣意，或别有用心的另有它图故意为之，对文革怀有不满情绪而有意捣乱破坏之。反反复复地把地主、富农子女抓来批斗甚至大搞打砸抢的“武斗”造成混乱。然后把这笔帐硬记在毛泽东头上，实属天大冤枉。尽管毛泽东反复强调“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这种混淆是非其实可以追朔到当时的中央高层的一线执政者。

早在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就提出阶级斗争的主攻方向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是底层社会的普通人家，而刘少奇则反复强调是“地、富、反、坏、右”，这种高层不统一亦是造成基层行为错误的根本原因。故而文革中毛泽东认为刘少奇“企图转移斗争大方向。”(如果你尊重历史，认真反思，你会发现对地富子女的迫害是“刘少奇转移斗争大方向”的行为，曾被毛泽东指责)。毛泽东把矛头指向“党内当权派”，值得深思的是广大民众积极拥护，一轰而起。可见当时的政府机构已呈现官僚、腐化迹象(固然不可与今日相比)，民众当有不满情绪。其结果是“毛泽东再度发动民众对新特权阶层进行一次灵魂深处的洗涤”称作“反修防修”。

实质上是防止执政党蜕化衰变的一次创举性尝试，这种不怕天下大乱而放手一博的精神，无论如何都气魄惊人。没有巨大的个人威望和精神凝聚力是不可能收拾局面的。

这场运动中，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所有的党政部门全部被推翻，所有的“当权派”一夜间从“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文革术语)的地位打倒下来：戴高帽子游街、无休止地批斗、跪搓衣板、扫街挑大粪、贴大字报......(群众运动难免不用过激手段。)很难想象巨大的地位落差给当时干部们的内心带来什么样的震动。恐怖、沮丧、失望、忏悔......实在无法惴度。

可以肯定的是，绝大多数干部无法理解这一行动。—如果认真考究古代帝王的“御官之术”或“驯官之术”或可寻出些端倪。

一是“大字报”，近似古代的“风闻言事”，从周朝开始即有“诽谤言官”(此处诽谤无贬义)，即大众可捕风作影公开参奏官员，其目的不在于究其罪过，而在于警醒官员。若被参罪十条只有两条属实；则其余八条在于防犯于未然。

二，是改变其生存状态以磨砺观其心志。如罢官、充军、下狱。改变身存状态才能触及灵魂，改造灵魂。能适应不同的生存状态并真正反省自己在官位上的行为的官员才能堪当大任。古代帝王只不过驯化小部分官员采取“帝王之术”。

毛泽东要改造的是全国所有的官员，这件事只能发动全部民众阶层起来帮助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失为一大历史的创举。但民众运动又是最难把握驾驭的。其行为过激，其产生的破坏性亦是无法控制的。但后来的中共中央无论如何否定文革，不论怎样夸大文革的破坏性，也无法抹去或者否定文革那段时间出现于中国的匪夷所思般的建设成就：包括原子弹、氢弹爆炸、地球卫星上天、核潜艇下海，支柳、川黔、成昆铁路开通、航空航天重工业发展、杂交水稻的研试成功。。。。。

还有遍及全国的八万六千多坐大中小水库和农田水利灌溉渠等基础设施。

我始终认为去争议破坏性大小不是文革的本质。如果你没有掌握过权利，你就很难体会权利对人性的巨大浸染力。它不仅使你产生强有力的支配欲和占有欲，还会迅速溶入你的身理和心理需求中去，并产生极强的虚荣心理。这点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尤盛行。直至周边的恭维，巴结成为你的生活所必需。在当权的氛围里能保持清醒的人其实极少，而要改变其心态极难。最好的办法就是改变其生存状态。使之从高高在上掉下来体会低下的民众生存状态。

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从中央到地方可分上、中、下三层。依照文革后期某些报刊上的观点，干部改造情况大致亦分三类。

一类是跳楼自杀的，被称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这类人应该属于从心理上只能适应高高在上的状态，不能适应巨大的身份落差(不包括群众过激整死者)。这种情况绝对不到百分之一。

第二类是被打倒下放改造，但心怀不满，图谋再起，这种人占百分之二十，被称作“牛鬼蛇神”。

第三类据说是大多数百分之八十以上。通过群众运动，下放劳动改造以后，能从“灵魂深处改造自己世界观”的人。称作“改造好的干部”大都于七十年代初复职，在各条战线上“为人民服务”。当时的主流思想是要人民群众提高警惕，防止“牛鬼蛇神心不死”而翻案。因为“牛鬼蛇神”大都来自上层。

如今再度回顾，忽觉十分有趣。这其实有某种人性学道理。越是上层大官，既得利益越多，对权利的依赖性强，自然就“难以改造了”。或者说，如果人性的占有欲和贪欲随着官位上升而跟着膨胀的话，则必须反省官吏体制和教化体制了。当今世界对人性自由和思想自由的追求成了主流思潮。许多学者从中推波助澜；他们不懂得人性中有善、恶两面。怎样采取有效手段压制人性恶的膨胀，推动人性善的张扬才是创造和谐社会的前提。古人云：“世道人心。”没听说过，世道金钱、物质、美女。再就是混淆了“自由的思想”与“绝对的精神”之间的区别。在此特划分一下：思想是方法论，是手段，是知识领域。而精神是绝对的善、恶理念。绝对的至善精神是不容猥渎、诋毁的。崇尚资本主义体制的人很少懂得资本主义精神，很少有人去研究代表资本主义精神的路德和开尔文。他们鼓吹资本主义的自由思想可以公开骂议会、骂总统，可他们不问一下谁公开骂“上帝”骂“耶酥”。因为代表绝对至善精神的上帝是不容诋毁的。

“文革”中的毛泽东，事实上已充当了一代中国民众的精神偶像。成了完美无缺的道德象征(这种角色通常只能由挑不出毛病的神来担任)。人性中本来就存在一种对至善精神的企盼，向往乃至皈依的属性。所以一个时期中，谁敢诋毁毛泽东，必遭民众坚决批斗，行为十分过激。这其实是大众的自动行为，亦有些下级官吏贪图邀功。远在北京的毛泽东并未有此提倡，反而再三反对个人崇拜。事实上不是毛泽东想当神；而是任何一个民族都需要神的灵魂超度大众，失去了神必然是群魔乱舞！

站到人类学的高度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存在一种精神与物质的矛盾，似乎生产力的进步必须付出人性堕落的代价。如果我们能进一步认识生产力的本质，又将发现影响生产力的因素除了外在工具还有内在人性为潜在动力，人性中的私欲贪。人性为潜在动力，人性中的私欲，贪婪是最强的推动力，但它是邪恶的背离绝对至善精神的。人性中的利他、奉献是健康正确的动力，但它脆弱而难以恒常，非长期有效的人性改造工程不能激发出来。正统资本主义被工业化和启蒙运动推入了激力的竞争机制中。为了抑制这种机制下所释放出来的人性恶的膨胀，在采取有效的监督体制的同时，他们选择了宗教作为其精神系统。寻找到某种暂时的平衡法术。但这种平衡迟早将为激烈的竞争所打破。回顾毛泽东晚期的思想，你会发现他已完全脱出马克思主义框架。

马克思认为，社会的发展是为了“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个“日益增长的需求”恰恰是人性的“私欲”。贪欲是不可能满足的。所谓“欲壑难填”。所以，毛泽东提出“狠斗私字一闪念”，“要斗私批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际上已经挑战人性、他号召他的国民要做一个高尚的人性：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种至善不染的精神倡导，本质上更接近于大乘佛学的菩萨道精神。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代***和人民大众的精神支柱，在当今改开时代的私有化的那一套体制下无疑地是崩塌了，同时也宣告理想主义的破灭、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功利主义，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现实主义的胜利。因为改开以来的思想理论和各种政策方法引导现实主义更顺应世界潮流和发展趋势。但决不等于这个潮流代表了公正、合理。(说不定它正迅速奔向地狱而去)。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勇于为民众创造一个正确理念和精神家园的人，是真正的“圣贤”“哲人”。只要稍微有一点鉴别能力的人，一定能透过这篇文章内容后，看到当时的历史真相。肆意歪曲历史是不负责任的、可耻的！

总之，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初期，依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但是随着中国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社会主义科学价值观和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黄继光，董存瑞等各种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精神的弘扬，随着中国解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教育，医疗等现代化工业体系的建立以及社会主义公有制体制下的共同富裕的道路的发展进步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公平公正的分配体制下的人人平等的发展进步，阶级差别已经越来越不明显，人与人差别越来越小，人人平等，工农兵人民大众都是国家的主人，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精神面貌是中国历史上最高思想境界，占据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巨大的历史成就，为中国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奠定了巨大的思想基础，这也是文革红色文化教育改造的伟大成果。

毛泽东一生就在做一件事，年少立了一个志，到死都在尽全力完成它。改造中国，改造中国人。目的就是让绝大多数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真正的当家作主人，不再受压迫，不再受欺凌。用群众运动和革命运动来打击官本位、金本位，打击腐败，让领导和干部夹起尾巴做人、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用军民团结如一人的铁拳来狠狠地打击列强对中国的欺凌和觊觎；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来激励民族精神，激励民族自主创新；用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来寄望于下一代的历史责任感和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远大理想而奋斗。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过去几十年后的今天，那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反对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民族败类分子，只能用自己当年干的坏事栽赃到毛主席头上，用来诋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乞求守住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底线，这足够显现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威力和灿烂光芒了。

当亿万双眼睛监督人民的利益不受侵害时，当所有的干部必须与人民同甘共苦时，当社会各界都抛弃资产阶级世界观时，当人们互帮互助互利的雷锋精神蔚然成风时，我们恍然大悟：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让走资派原形毕露的照妖魔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让资产阶级闻风丧胆的无敌利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改造世界观人民的熔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劳动群众的民主大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普通百姓的自由乐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人权天堂；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从社会主义通向共产主义的人间正道！

这一切都被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用“三分错误”来否定来控诉，而它们过去所作和现在所作更是清楚地告诉了人民：这“三分错误”对人民是多么的珍贵！

这是多么光荣的“错误”！

这是多么伟大的“错误”！

这是多么完美的“错误”！

这是愿意为人类大多数人作奉献的思想家，哲学家，战略家梦寐以求的“错误”！

这就是毛主席斗私批修的灵魂革命，这就是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理论自信，这就是指导人类理想未来几千年的思想灯塔。毛主席的《无产阶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已经站到了人类历史思想高地的最高峰上，至今无人超越，成为圣贤。今后也难以有人超越。

而这正是毛主席做的第二件事，比第一件事更光辉，更灿烂，更伟大的人类终极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思想革命！！是灵魂深处的革命！！！

毛主席，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让历史上无数圣贤难以超越！毛泽东思想已成为人类历史向着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奋勇前进的永恒灯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