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篆的定义界定与涵盖内容

作者：窦万兴

一、大篆的定义界定

大篆作为汉字演变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其定义的界定需兼顾历史文献的文本记载与考古发现的实物佐证，从文字学、历史学与艺术学的多维视角进行综合考察。

（一）文献记载中的大篆定义

汉代是明确提出“大篆”概念的重要时期，相关文献为定义大篆提供了原始依据。《汉书·艺文志》载：“《史籀》十五篇，周宣王太史籀作大篆。”这一记载将大篆的创制与周宣王时期的太史籀直接关联，确立了其官方创制的属性。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进一步细化：“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此处的“古文”指战国时期六国文字，许慎通过对比，强调大篆是西周王室规范的文字体系，与地域化的古文形成区别。

汉代学者对大篆的定义包含三层核心信息：其一，创制主体为王室史官，具有官方权威性；其二，存在明确的文本载体（《史籀篇》），是用于教学与规范书写的范本；其三，时代限定在周宣王时期，是周代礼乐制度在文字领域的体现。这种定义模式影响后世千年，直至清代金石学兴起前，学界对大篆的认知多沿用此说。

（二）字形特征的界定依据

从视觉形态看，大篆的字形特征构成了界定的重要标尺，可通过与前后阶段文字的对比显现：

- 与甲骨文相比，大篆笔画从简率走向繁复，结构从松散趋于规整。甲骨文因占卜功能的即时性，笔画多直笔、方折，如“王”字在甲骨文中作横笔叠加的简拙形态；而大篆中的“王”字（如金文《利簋》）则笔画圆润，中竖突出，体现出对“王权”意象的刻意强化。

- 与小篆相比，大篆保留更多象形孑遗，异体字丰富。小篆经秦代规范后，笔画匀净统一，结构对称严格，如“水”字作三线平行的标准化形态；而大篆中“水”字或作波浪状（《散氏盘》），或带支流旁出（《毛公鼎》），展现出“观物取象”的原始思维痕迹。

- 自身形态的阶段性特征也尤为显著：西周早期大篆笔画粗壮凝重，如《何尊》铭文起笔多呈方折，收笔带自然下垂的“垂露”状；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笔画逐渐舒展圆润，《大克鼎》中“宝”字的宝盖头作弧形展开，体现出线条的韵律感；战国时期则因地域分化，秦国大篆保持浑厚古朴，东方六国出现“鸟虫书”等装饰化变体，如《越王勾践剑》铭文的笔画末端添加鸟首纹饰。

（三）现代学界的定义拓展

随着甲骨文、金文等考古材料的大量发现，现代学界对大篆的定义突破了汉代文献的局限，呈现出更宽泛的包容性。学者普遍认为，大篆并非单一书体，而是西周至战国时期（约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汉字正体的统称，其核心要素包括：

- 时代范围：上起西周初年，下至秦统一前，与小篆形成“古”与“今”的时间对应。

- 功能属性：主要用于王室册命、祭祀礼器、重要契约等官方场合，是体现“礼”与“法”的正式文字。

- 发展状态：处于“规范中蕴含多样”的过渡阶段——西周时期因礼乐统一，大篆呈现较强一致性；春秋以降，随分封制瓦解，形成“同中有异”的地域风格，但始终保持正体文字的基本特征。

这种定义既尊重文献传统，又吸纳考古新证，更符合汉字演变的实际轨迹。

二、大篆涵盖的主要内容

大篆作为一个复杂的文字体系，其涵盖内容因载体材质、使用场景与地域文化的差异而呈现丰富多样性，主要包括以下类别：

（一）金文：大篆的核心载体

金文指铸刻于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古代称铜为“金”得名，是大篆最主要、最系统的存在形式。据统计，目前已发现的有铭青铜器达1.5万件以上，铭文总字数超过10万，构成研究大篆的主体材料。

1. 西周金文：鼎盛期的典范

西周是金文发展的黄金时代，按时代可分为早、中、晚三期：

- 早期（武王至昭王）：铭文篇幅较短，多为族徽与先祖名号，字体保留商代遗风，笔画厚重，如《利簋》（武王时期）记载牧野之战，铭文仅32字，笔画方折与圆转并存，结构紧凑。

- 中期（穆王至夷王）：铭文内容扩展至册命、赏赐，篇幅增至百字左右，字体趋于规整，如《大盂鼎》（康王时期）记录周王对盂的训诫，铭文291字，笔画圆润饱满，“王”“命”等字突出宗法权威。

- 晚期（厉王至幽王）：铭文长度突破千字，内容涵盖法律契约、历史事件，字体成熟稳定，如《毛公鼎》（宣王时期）铭文497字，为现存最长金文，笔画舒展流畅，结构疏密有致，堪称“大篆第一碑”。

西周金文不仅是文字载体，更与礼制深度绑定——祭祀用的鼎彝铭文彰显孝亲观念，册命用的簋铭体现等级制度，战争用的戈铭记录军功封赏，形成“器以载道，文以明礼”的文化特质。

2. 东周金文：地域化的分化

春秋至战国时期，金文随政治格局变化呈现显著地域差异：

- 秦国金文：延续西周传统，保持浑厚质朴风格，如《秦公钟》（春秋早期）铭文笔画粗壮，结构谨严，体现秦作为“西陲之国”对周文化的继承。

- 晋国金文：春秋时期以《栾书缶》为代表，字体瘦劲挺拔；战国时韩、赵、魏三家分晋后，魏国金文如《大梁司寇鼎》趋向简化，韩国则出现装饰化倾向。

- 楚国金文：充满浪漫色彩，早期《王孙遗者钟》笔画灵动，晚期发展出“鸟虫书”，如《王子午鼎》铭文笔画末端化作鸟首状，将文字与绘画融合。

- 燕国金文：保留较多西周元素，《燕侯载簋》字体方正，笔画厚重，体现北方诸侯国的稳重特质。

- 中山国金文：战国时期的独特存在，《中山王厝鼎》铭文长达469字，笔画细长如丝，结构繁复华丽，堪称“金文之极致”。

（二）籀文：官方规范的文字范本

籀文因《史籀篇》得名，是西周晚期王室整理的标准文字，代表大篆的规范化形态。《史籀篇》原为十五篇，汉代时尚存，至西晋亡佚，现仅能通过《说文解字》收录的225个籀文窥见原貌。

籀文的规范特质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字形结构趋于统一，如“车”字在甲骨文中有多种简笔形态，而籀文“车”字完整保留车厢、车轮、车轴的象形结构，成为后世“车”字演变的基准；其二，笔画呈现“引长”特征，通过延长主笔增强视觉庄重感，如“天”字籀文将上横拉长，与下方人形结构形成对比，强化“至高无上”的意象。

籀文的历史意义在于开创了“以书教民”的传统——《史籀篇》作为儿童识字课本，将文字规范与伦理教化结合，如收录“孝”“礼”等字时，通过字形设计传递价值观念，使文字成为礼乐制度的载体。

（三）石鼓文：石刻大篆的巅峰

石鼓文是战国时期秦国的石刻文字，因刻于十块鼓形花岗岩上得名，每鼓刻四言诗一首，内容记述秦王田猎、祭祀等活动，共700余字，现存300余字（藏于故宫博物院）。

作为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石鼓文展现出大篆向小篆过渡的典型特征：笔画上，兼具金文的圆润与小篆的挺劲，“之”字长捺舒展如刀削，“马”字曲笔婉转似奔腾；结构上，既保留大篆的象形特征（如“鱼”字作带鳍摆尾状），又出现小篆的对称趋势（如“水”字左右基本平衡）；章法上，行距整齐，字距匀称，开创了“碑刻章法”的先河。

石鼓文自唐代被发现后，备受书家推崇，韩愈作《石鼓歌》赞其“辞严义密读难晓，字体不类隶与科”，康有为称其“如金钿委地，芝草团云”，其在书法史上的地位，远超单纯的文字学价值。

（四）其他载体的大篆文字

除上述主要类型外，大篆还广泛存在于其他材质载体，展现其在社会生活中的普及性：

- 简牍文字：战国时期的竹简、木牍文字中，部分属于大篆体系。如清华简《系年》记载西周至战国史事，文字笔画流畅，结构虽不如金文规整，但保留大篆的基本框架；上博简《孔子诗论》则兼具大篆的庄重与手写的灵动，反映大篆在学术领域的应用。

- 玉石文字：玉因“温润以泽”的特质，成为礼器重要材质，其上铭文多为大篆。西周《大丰簋》玉版铭文记录武王祭天，字体与同时期金文一致；战国《行气玉佩铭》刻于十二面体玉佩，文字螺旋排列，内容为道家养生口诀，笔画圆润如珠，体现大篆在宗教领域的应用。

- 陶文与玺印：战国陶器上的戳印文字（如秦国“咸阳丞”陶文）、印章上的铭文（如“司马”玺），虽字形简化，但结构仍属大篆体系。这些文字多用于标识产地、官职，展现大篆在行政与实用领域的功能。

三、大篆的历史价值与文化内涵

大篆作为汉字发展的关键环节，其价值不仅在于文字学层面的演变意义，更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解码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钥匙。

在文字学上，大篆完成了从“象形”到“符号”的关键过渡。甲骨文虽已具备文字基本功能，但仍保留大量图画性；而大篆通过笔画的规范化、结构的程式化，使汉字逐渐脱离具体物象，形成“观物取象—依类象形—抽象符号”的演变链条。这种演变不仅提高了文字的书写效率，更构建了“立象以尽意”的思维模式，影响中国哲学、艺术的发展方向。

在文化史上，大篆是礼乐制度的直接体现。金文多铸于礼器，内容涉及祭祀、册命、战争等国家大事，如《何尊》“宅兹中国”的铭文，是“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印证了西周营建东都的史实；《散氏盘》记录土地转让契约，详细载明双方边界与见证者，展现周代契约制度的成熟。这些铭文使大篆成为“信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

在艺术史上，大篆奠定了中国书法的美学基础。其笔画的“力透纸背”（如金文的浑厚）、结构的“疏处可走马，密处不透风”（如石鼓文的布局）、章法的“气韵生动”（如简牍文字的自然），形成了“刚柔相济”“虚实相生”的美学准则。后世书法的“中锋用笔”“屋漏痕”等理论，均可在大篆中找到源头。

综上，大篆的定义界定体现了历史文献与字形特征的统一，其涵盖内容展现了载体多样性与功能复杂性的结合。从西周的庄重典穆到战国的地域风华，大篆不仅记录了汉字的演变轨迹，更折射出中国古代文明从“礼乐统一”到“多元融合”的发展历程，成为中华文明延续不绝的鲜活见证。

窦万兴艺术简历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在职研究生毕业，中央美院研究生课程班结业。曾远赴新西兰、澳大利亚、韩国、香港等地进行艺术交流、讲学。被新西兰梅西大学、奥克兰大学聘为客座教授，被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聘为兼职教授。其作品深受外国友人、华人、华侨的喜爱和欢迎。现任：北京漕运书院院长；中国教育学会书法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书画家联谊会理事；中国网络作家协会理；中国楹联学会会员；北京市书法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书法家协会会员；北京工艺美术协会会员；北京工美集团行业协会会员；江苏省景德镇昌江美协名誉主席；河北省三河市书画研究会副会长。

    窦万兴教授创作的篆书书法作品有:《中国共产党章程》、《道德经》、《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中国古典诗词200首》、《京杭大运河古典诗词100首》、《毛泽东诗词60首》，一些作品先后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科建集团总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及乡村、学校、部队展出；《人民日报》民生周刊先后为窦万兴教授发表了《举精神之旗显信仰之美》、《四维八德弘正气阳春白雪谱新歌》、《学书论法做人做事》、《讴歌新时代新生活、传播好作品正能量》等评论文章；窦万兴教授创作的文学作品有《葫芦赋》、《漕运赋》等，其中《葫芦赋》获得了中国网络文学节诗词组网络金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