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邮生死线（报告文学）

李在永口述  陈业冰整理

2018年5月，春风染绿了齐鲁大地的山岗，97岁高龄的老革命李在永同志，从重庆千里迢迢回到了魂牵梦萦的老家——济南市莱芜区茶业口镇卧云埔村。我有幸坐在老人家身旁，听他缓缓道出那段抗日战争时期，烽火战邮线上用热血与生命书写的光辉往事。

走上战邮路

1939年的鲁中山区，烽火连天，山河破碎。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独立团，在团长武中奇同志的带领下，如同尖刀般插进长城岭（齐长城锦阳关、黄石关一带的山岭）脚下，点燃了抗日救亡的熊熊烈火。彼时17岁的我，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看着日军铁蹄下乡亲们的苦难，心中的怒火与救国的热忱再也按捺不住。我约上同村几个志同道合的热血青年，毅然投身八路军四支队，从此踏上了保家卫国的抗战之路。

1941年，侵华日军的铁蹄愈发疯狂，对泰山区根据地展开了残酷的轮番扫荡，“三光”政策的阴影笼罩着每一寸土地。敌人沿根据地边缘密布据点、架设碉堡，像一张恶毒的网，将莱（芜）、淄（川）、章（丘）、博（山）交界的山区根据地层层蚕食分割。曾经广袤的抗日根据地，最终仅剩以雪野区、茶业区为中心的“东西一条线，南北一弹穿”的狭小地块。泰山区地委、专署和军分区及所属机关，被迫全部进驻莱北山区，在敌人的包围圈中坚守着这块抗日的火种地。

为了在绝境中开辟生路，机动灵活地开展抗日斗争，泰山地委将淄、博、章、莱四县山区结合部划归淄川县抗日民主政府临时管辖。茶业区，这座群山环抱的小镇，不仅成了泰山区抗日根据地的核心枢纽，更肩负起淄川县委县政府所在地的重任，成为了鲁中抗日的“心脏”。

然而，战火纷飞中，通信联络成了生死攸关的大事。党内文件的传递、战场捷报的互通、中央与地方的联络，都亟需一条可靠的“生命线”。1942年2月7日，沂南县双泉峪子村的一间茅屋里，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战时工作推进委员会作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决定：将山东交通总站、《大众日报》社和各机关团体的交通机构合并，创建山东省战时邮务总局（山东战时邮局），并组建武装交通队（班）。这支特殊的队伍，注定要在枪林弹雨中踏出一条通信之路。

山东省战时邮务总局成立后，如同毛细血管般迅速延伸，在各个战区建立起邮务管理局，开辟了通往胶东、渤海、泰山、湖西等12条省内主要交通干线。1942年初，淄川县邮局应运而生，泰山区邮局发行科长马方清调任淄川邮局局长，局内下设邮政、发行、总务、交通四个股，更组建了一支20余人的武装交通队，设两个交通班，由王加永同志担任队长。这支队伍在泰山区局与淄川县委县府的双重领导下，肩负起了敌后通信的千钧重担。

一天，马方清局长找到我，目光坚定地说：“在永，你是土生土长的茶业人，山里的一草一木你都熟悉，这战邮工作，你去最合适。把你调到淄川县邮局武装交通队，怎么样？”没有丝毫犹豫，我挺起胸膛，只说了一句：“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就这一句话，开启了我5年不平凡的战邮生涯。此后，无论是烈日炙烤、大地冒烟的炎夏，还是寒风刺骨、雪没膝盖的寒冬；无论是月黑风高的夜晚，还是狂风暴雨的白昼，只要有任务，我便即刻出发，日夜奔忙在这条看不见硝烟却处处是险境的交通线上。

武装交通队的工作，每一项都与抗日大局紧密相连。我们要将大批信件从敌人以胶济铁路为封锁线的鲁南、鲁北，冒着生命危险武装押送过铁路，送达指定转接站；要护送各级干部穿越敌占区，往返200多人次的护送任务中，就包括渤海区党委书记景晓村同志这样的重要领导；还要沿途分发、张贴《大众日报》《泰山时报》，把各个战场的捷报、战报、号外撒向敌占区的每一个角落。这些油墨飘香的纸张，在我们手中化作了最锋利的政治宣传武器，像一颗颗“炸弹”，炸碎了敌人的谎言，让群众看清了抗日斗争的形势，更点燃了大家心中反抗的火焰。这，就是山东战邮“邮(务)、交(通)、发(行)三位一体”的工作线，一条用信念与勇气铺就的生命线。

打通交通线

交通线，是战邮工作的命脉。没有畅通的交通线，党交给的通信任务便无从谈起。淄川县战时邮局刚成立时，省党政军机关下发到鲁北（当时称清河区）的大批指令、信件等文件，都需经淄川邮局中转。可敌人的封锁如同铜墙铁壁，铁路以北的情况不明，交通线被死死阻断，这些承载着重要使命的文件只能在邮局里积压，局长马方清急得满嘴起泡，打通交通线，成了刻不容缓的头等大事。

当时，我们武装交通队住在茶业区下王庄村高菊亭家，院子里的老槐树见证着我们每一个紧张的日夜。一天深夜，月色朦胧，我正在村口站岗，警惕的目光扫视着黑暗中的群山。忽然，远处的山路上出现两个模糊的身影，肩上似乎还挑着担子，正一步步向村子走来。我立刻握紧了手中的步枪，压低声音喝问：“干什么的？”“是我，郑洪臣！”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我定睛一看，果然是王庄村的支部书记郑洪臣，身边跟着的是村里最早的党员之一蔡光厚。我悬着的心稍稍放下，又追问道：“你们挑的什么东西？”“到桓台贩了点棉花。”郑洪臣喘着气回答。

桓台！这不正是我们急需送达邮件的目的地之一吗？我心中一动，连忙追问：“路上没遇到鬼子、汉奸？”“我们专挑没人走的山路，绕着据点走，没碰到敌人！”郑洪臣的话像一束光，照亮了我心中的迷雾。他们能走，我们为什么不能？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我脑海中萌生。我征得蔡、郑二人同意后，立刻跑回住处，向马方清局长主动请战：“局长，郑洪臣他们找到了一条去桓台的山路，我想跟着他们，探出一条新的交通线！”马局长眼神一亮，当即批准了我的请求。

出发那天，天空飘起了鹅毛大雪，寒风呼啸着卷起雪花，能见度不足三尺。我背上十余斤重的信件，腰间别着一颗手榴弹，跟着蔡洪臣、郑光厚二人，从滴水石坞村北边出发，踩着没过脚踝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地向长光地村走去。夜色如墨，积雪反射着微弱的光，我们不敢点灯，只能凭着记忆和经验在山路上摸索。走到王村以东时，敌人的碉堡就在不远处，灯光像鬼火一样闪烁，哨兵的脚步声清晰可闻。我们屏住呼吸，贴着墙根，猫着腰，趁着哨兵转身的间隙，飞快地跨过了铁路和公路，心脏砰砰直跳，生怕稍有不慎就会暴露。

穿过封锁线后，我们继续向北奔索镇方向前进。一路上，我把每一个细节都记在心里：哪里有岔路口，就用石头摆出暗标；哪里有敌人岗哨，就记下绕行的路线；哪里的山路陡峭，就做好标记提醒后续的同志。第二天上午9点多，我们终于顺利抵达索镇。郑洪臣二人去赶集购棉，我则四处打听桓台县政府的位置，很快便与当地邮局接上了头，顺利交接了文件。

当晚，我住在桓台县政府的茅屋里，窗外的雪还在下，我却毫无睡意。回想这一路，靠着两位老乡的带路，我们绕过了敌人的重重明堡暗哨，竟然没遇到一点麻烦。那一刻，我深深体会到毛主席“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和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这一论断的英明伟大。有了群众的支持，我们就有了无穷的力量，日本侵略者注定要被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我对抗日必胜的信心，如同窗外的炉火，愈发炽热。

穿越交通线

交通线打通后，我们便开始了夜间穿越封锁线的征程。为了避免与敌人正面冲突，减少不必要的牺牲，我们总是趁着夜色行动，像幽灵一样穿梭在群山与敌占区之间。可敌情复杂多变，鬼子、汉奸和反动武装特务组织的“廿八”组四处猖獗活动，遭遇战在所难免。每一次相遇，都是生死考验，我们必须奋不顾身，顽强战斗，用鲜血和生命守护邮件的安全。

我们这支20余人的交通队，在执行任务期间经历了大大小小十几次战斗。第一任队长高洪德（茶业区埠口村人）、副班长邢占业（雪野区邢家峪村人）等5位同志，都把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这条战邮线上，还有7名同志身负重伤。而我自己，也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其中最危险的两次经历，至今想来仍心有余悸。

1942年5月初，我们武装交通队12人奉命前往七区执行通信任务。班长刘京普深知前路凶险，派副班长邢占业和我担任尖兵，提前侦查敌情。我们二人小心翼翼地爬上船厂村西边的山垭口，放眼望去，山梁西边的下游村赫然矗立着一个敌人据点，黑洞洞的枪口似乎正对着我们。我们趴在草丛里，屏住呼吸，仔细观察着据点的布防，寻找着能够安全穿插的路线。就在这时，“砰砰砰！”一阵密集的枪声突然响起，子弹像雨点一样朝我们射来。我只听到身边的邢占业闷哼一声，便倒了下去。我还没来得及反应，腹部一阵剧痛传来，低头一看，鲜血已经浸透了衣裳，子弹从我的肚皮左右穿过。

后面的同志们听到枪声，立刻冲上山垭口，向敌人发起猛烈射击，密集的火力暂时压制住了敌人，他们趁机把邢占业抬下了山垭口。班长刘京普沉着冷静，分析敌人从对面山梁追击过来，必然要经过山下的一个小洼地。他当机立断，命令我们迅速撤到小洼地边的小山丘后，埋伏起来。十几分钟后，敌人果然进入了小洼地。“打！”班长一声令下，我们手中的步枪同时开火，子弹呼啸着射向敌人。经过一番激战，4名日军被打死打伤，剩下的敌人仓皇逃窜。

我们返回船厂村驻地后，才发现邢占业伤势严重，头部中弹，血流不止。当时根据地缺医少药，根本没有像样的医疗设备，我们只能用盐水小心翼翼地为他清洗伤口。那个夜晚，我们围在他身边，眼睁睁看着他的气息越来越微弱，却无能为力。下半夜，邢占业同志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他年轻的脸上，还带着未竟的遗憾。我虽然受伤不重，但肚子上那两块疤痕，却永远铭记着这次惨烈的战斗，成为了战邮生涯最深刻的印记。

另一次生死考验发生在1942年10月17日早晨。天还未亮，夜色尚未完全褪去，晨雾像轻纱一样笼罩着群山。我接到紧急任务，要去峪门村送信。我挎上步枪，掖好信件，借着微弱的晨光，急匆匆地向目的地赶去。刚爬上南腰关村西南的山梁，眼前的景象让我浑身汗毛倒竖：一大队日本鬼子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正朝着我疯狂冲来，嘴里“叽哩哇啦”地嘶吼着，面目狰狞可怖。

当时天刚拂晓，雾气未散，能见度很低。我来不及多想，转身就往回跑，心脏像要跳出胸腔。奇怪的是，身后的鬼子竟然没有开枪。我一边跑一边琢磨，或许是雾气太大，他们把我当成了普通百姓；又或许是他们另有作战目标，怕开枪暴露行踪。另有作战目标？坏了！我忽然想起泰山区党政军机关正在刘白杨村培训，敌人是不是……我不敢有丝毫停留，拼尽全力奔跑返回，脚下的石子划破了鞋底，山路崎岖硌得脚生疼，可我丝毫感觉不到，只顾着往前冲。一口气跑了10多华里，终于赶到了刘白杨村军分区驻地，我气喘吁吁地向军分区政委汪洋同志报告了敌情。

话音刚落，刘白杨村北、西、南三个方向就传来了密集的枪声，敌人果然发起了进攻。汪洋同志当机立断，命令大部队立即向东转移。我跟随地委、行署的非战斗人员一同行动。队伍从刘白杨村出发，经过茶业口村向北，一路奔向下法山村的“大庙”。此时，敌人已经占领了下法山南山岭，他们站在山顶摇旗呐喊，却迟迟没有开枪。我们不敢停留，又折返向西，从“菜园”河沟转向北，经王庄抵达黄石关，没想到敌人早已占据了齐长城，居高临下地盯着我们，依旧只是摇旗呐喊。

队伍只好再次向南转移，到达下王庄后，我与大部队分开，去村里寻找邮局的同志，却发现他们已经转移。危急时刻，王庄村支部书记郑洪臣及时出现，带我躲到了村东的崖头下。大约10点多钟，吉山方向传来了震天动地的枪声，那枪声密集而激烈，持续了整整三个小时，直到下午1点左右才渐渐平息。由于敌情不明，当晚我独自一人从法山北坡摸回了家——茶业区卧云铺村。让我意外的是，地委副书记刘莱夫同志竟然也在我家。原来，他当时在中法山村发现敌情后迅速撤到了卧云铺村。我们俩挤在简陋的土炕上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刘莱夫同志便赶往吉山处理善后工作，我则继续寻找邮局的踪迹。

后来我才得知，那次敌人集结了5000多人的兵力，将汪洋同志率领的四五百人的队伍在吉山村团团包围。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我们的战士们浴血奋战，大部分同志都壮烈牺牲了。而我，成为了这次惨烈的“吉山战斗”中为数不多的幸存者。

1942年7月的一天，我们武装交通队前往长山县送邮件。眼看翻过前面那座山头就能抵达目的地，突然，前方马家峪方向传来了阵阵枪声，而且越来越密集。我们立刻停下脚步，班长派人前去侦查，很快传来消息：敌人正在合围长山县政府！我们人手稀少，又随身携带重要文件，根本无法实施增援，只能强忍焦急，找了个隐蔽的山洞躲了起来。

直到下午两三点钟，枪声渐渐停止，敌人撤兵后，我们这十几人的交通班才火速赶到马家峪。眼前的景象让我们悲痛不已：县长马汉三和警卫连长马前之等数十名同志，为了掩护县政府转移，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最终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年仅二十岁的马前之同志，新婚不久，他的爱人扑倒在他冰冷的遗体上，哭得撕心裂肺，那悲痛的场景让在场的每个人都潸然泪下。我们心中满是愧疚与沉痛，一边安慰牺牲同志的家属，一边帮忙处理善后事宜。

当晚，悲愤的情绪在队伍中蔓延。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我们决定破坏敌人的交通要道——周村以东、马尚以西的这段铁路线。夜色掩护下，我们悄悄摸到铁路旁，有的同志砍倒电线杆，有的同志割断电线，把敌人的通讯设施破坏得一干二净。每个人都背上一卷缴获的电线，直到天亮前，才再次返回马家峪附近隐蔽起来。

甘苦战邮情

那些年，战邮工作的环境恶劣到了极点。敌人的岗哨、炮楼、据点密密麻麻，遍布山川河谷；鬼子、汉奸、特务像饿狼一样四处游荡，搜寻着抗日力量的踪迹。我们送邮件，只能选择夜间行动，在崎岖的山路上摸黑前行，不能有丝毫光亮，全凭记忆和感觉；遇到狂风暴雨，身上唯一的防雨工具就是包裹文件的那张油布，文件不能湿，我们的衣服却常常湿透，寒风一吹，冻得瑟瑟发抖；冬天，大雪封山，气温低至零下十几度，我们只穿着单薄的棉袄，脚踩草鞋，在齐膝深的积雪中跋涉，常常饿了就啃一口冻硬的干粮，渴了就抓一把雪塞进嘴里。没有任何交通工具，所有的邮件全靠身背肩挑，每天步行的里程平均不少于100华里。

可即便如此，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像揣着一团火，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因为我们知道，肩上的每一封信件、每一份文件，都关乎着抗日的成败，关乎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再苦再难，我们都不能退缩。

我们与群众的关系，早已亲如一家。抗日军民一条心，我们住宿、吃饭都在百姓家，铺盖也由房东提供。可以说，没有群众的掩护和支持，我们根本无法完成任何一项战邮任务。1942年冬天，敌人对我抗日根据地实施了严密的封锁，三天两头就来扫荡，根据地的物资极度匮乏，军民们常常吃不上饭，就连最基本的食盐都成了奢侈品。眼看着大年三十就要到了，总不能让同志们啃野菜过年吧？我心里急得团团转，想起了王庄村的王姓老乡。我登门说明情况后，老乡二话不说，从炕席底下翻出一块约3斤重的花生饼（榨过油的，当地叫蔴糁）塞给我。我又买了两颗大白菜，兴冲冲地交给炊事员孙富民同志。孙富民心灵手巧，把花生饼和白菜一起煮了，一锅热气腾腾的“美味大餐”就做好了。我们10多个人围坐在一起，狼吞虎咽地吃着，这是我这辈子吃过最香的一顿年夜饭，在茶业区王庄村，我们度过了一个没有挨冻挨饿的春节。

还有一次，一位同志在王庄河边发现了许多小虾。当时物资匮乏，能吃上点荤腥比什么都强。我们立刻组织了五六位同志下河捞虾，河水冰冷刺骨，冻得我们手指通红，可大家却干劲十足。忙活了半天，才捞了2斤多小虾。回去后，我们把虾用水煮熟，再放在火上焙干，撒上一点点盐，就成了难得的美味佳肴。10多个人分吃这点点虾，中午都没舍得吃光。副班长刘同付和发行股的孙自安同志提议：“留点晚上再吃，咱们也开个联欢晚会！”炊事员老孙便按每人5个小虾的量留了下来。晚上，我们围在篝火旁，一边吃着香喷喷的小虾，一边唱着抗日歌曲，有的同志还跳起了家乡的舞蹈，欢声笑语驱散了连日来的疲惫与凶险，度过了一个难忘而开心的夜晚。

艰苦的环境没有磨灭我们的斗志，同志们为抗战而奋斗的情绪始终高涨。我们不畏艰险，英勇善战，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五年如一日，坚守在敌人严密封锁的胶济铁路沿线，机智勇敢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一项又一项通信任务。在这段血与火的岁月里，我和广大战邮战士一起，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伟大的山东战邮精神——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坚定立场；保守机密、人在文件在、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排除千难万险、勇往直前完成传递任务的坚强意志；严守纪律、艰苦奋斗、雷厉风行的战斗作风。而这一切的根本保证，就是我们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武装交通队设有党小组，我兼任党小组组长。无论任务多么紧急，环境多么恶劣，我们每周或者每完成一次重要任务，都会召开一次党小组会议，总结经验，鼓舞士气。在这支队伍里，我先后发展了李应臣、陶务春等五位同志入党。党员越多，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得越好，我们的队伍就越有战斗力，任务也就完成得越出色。

1945年8月15日，一个让全国人民永远铭记的日子：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时，我们正住在马棚村，大家先是愣了片刻，随即爆发出震天动地的欢呼声，每个人都高兴得跳了起来，有的同志甚至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八年抗战，无数同胞流血牺牲，终于换来了胜利的曙光。

当时，我八路军主力部队已经逼近淄川城，向城内的敌人发出最后通牒，限他们3天内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可敌人仍负隅顽抗，拒绝投降。1945年8月20日，我四支队八路军发起了攻打淄川城的战斗。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此刻早已丧失了斗志，在我军的猛烈攻击下，一触即溃。我们交通队配合主力部队攻进城里，在战斗中缴获了10多支步枪、3支手枪和3辆自行车。战后，淄川县政府薛玉县长专门表扬了我们，称赞我们为战斗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和平的曙光并未持续太久。一个月后，淄川城又被顽军侵占，我们只好再次移驻马棚村，继续在敌后开展工作。直到1946年1月，我主力部队再次解放淄川城，战时邮局也随之迁入淄川城内，终于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场所。

不久后，局长马方清同志调任博山邮局局长，淄川邮局局长一职由张庆云同志接任。此时，原武装交通队的大部分人员被抽调，其中五人前往明水建立了邮务所，我则被任命为淄川县邮局邮务股股长。

解放战争的号角很快吹响，我又投身到新的战斗中。在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大西南战役的战场上，我和战友们依旧出生入死，前仆后继，冒着枪林弹雨，继续坚守着战邮工作的初心与使命……

附：李在永，1922年生于莱芜县石城堡卧云铺村。1939年参加革命，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离休，享受副厅级待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八路军武装交通员，淄川邮政局邮政股长，淄东邮政局局长，洪山区委副书记，淄川金寨区区长。后担任民工支前大队政委和西南服务团妇女中队队长。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大西南战役。1950年任合川邮电局第一任局长。1953年任宜宾地区中心邮局党委书记。1954年任宜宾地专机关工委书记。1958年调珙县工作，先后担任珙县钢铁厂、珙县商业局、供销社、县委财贸部主要领导。文革后期出任县革委会副主任、县政府顾问。离休后担任7个社团顾问，为各项公益事业个人捐款近5万元。为“希望工程”募集资金100多万元……

陈业冰，济南市人。齐长城历史文化研究专家。中国网络作协会员、山东省作协会员、济南市作协理事、原济南市签约作家。在《中国网络作家网》《人人文学》《大众日报》《齐鲁晚报》《齐鲁文史》《济南日报》《当代小说》等报刊发表作品150余万字。报告文学推出两位“中国好人”，一位全国道德模范。荣获2025年度人人文学最佳短篇小说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