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祥非虚构故事：钱比命贵

 杨玉祥

 (一)

  1976年，我在北京郊区插队，那天村里社员和插队知青都下大田了。我一个人在队长分活派活的院子里写黑板报。快晌午了，该吃午饭了。我黑板报写完就往知青院里走。忽然大喇叭里传来村支书急促的喊声:“姚医生——！赶快到知青院里来！有知青娃喝了农药。”姚医生是村里的赤脚医生。这么着急马慌地喊，还是第一次听到。

   院门口猛的开出一辆手扶拖拉机，旋风般开出来。车上躺着一位女知青。姚医生也在车上，正拿着一根大葱，往女知青嘴巴里捅。似乎是催吐。手扶拖拉机和我擦身而过，我瞥见女知青一双大眼睁得大大的，是一种绝望的眼神。很多年过去，那双睁得大大的绝望的眼睛，还在我眼前闪过。

   中午传来消息。女知青没有救过来，死了。年仅二十岁。

   一朵青春之花就这么凋谢了！

   女知青父母来了，村支书和公社知青办主任，接进大队部，商量后事。知青们等她父母出来就领着二老进了女生宿舍。母亲坐在女儿床上，脸贴着女儿的被子，似乎感受到了女儿身上的芳香气味，眼泪滴答滴答往下掉。

   一个女知青说:“给3.5工分。还不如寒暑假帮干农活的村里初中生。”

   一个男生说:“我们男知青的工分还不如女社员”。不知谁说了一句“村里总有人感觉我们知青来了是和村民抢饭吃！”

   女知青的父亲说:“人都死了。好歹女儿是为工分少死的。她是要争口气死的。是要强死的！嗨——！”

   这是一种不公平的待遇，把人逼死的。知青们都知道，可没有人敢说出口。

     我细算了一下，女知青最高的工分是六分。一年下来，满勤折算钱也就六十元。也就够一年的饭钱。她是用鲜活的生命，争要公平公正的待遇。

（二）

   1986年。同仁医院急诊科。在抢救室门口，聚集着一群人，从敞开的门缝往里看。一位二十七八岁模样的女人躺在床上，男医生往她嘴巴里灌药水，女护士扶着，身上的衣服被脱光光的，只剩一条白色短裤。她的头冲着门口，我又看到一双睁得大大的绝望的眼睛。这眼神是那般熟悉。

   送她来的穿着工装的女工说:“这次涨工资，论资格她应该涨，可是被领导排挤掉了。她一时想不开，喝了滴滴畏。”

   那时候我们厂子也在涨工资。文革之前到现在第一次涨工资，可有名额限制，不能全涨。我就是被淘汰在不能涨之列。一级工资是六元钱。为了六元钱搭上一条命，不值！我忍不住劝了几句。

   那女工喃喃自语说:“不是简单六元钱的事情。涨不涨工资是对她十年工作的评价！所以……！”

（三）

      又过了二十年，2006年了，整个中国都在备战奥运，一切以经济发展为导向，似乎到处都是热气腾腾，又到处都有乌烟瘴气。我因为考上了大学，早已从工厂调到机关。那年单位提拔处长，我们几乎都投了一个四十岁中年人的票，可结果却不是他。

   中午休息，他躺在沙发上，瞪大眼睛望着房顶，透着一丝绝望。

   又是那种熟悉的眼神。

   有人劝:“我听说，人家上面有人。——没辙！”

    又有人说:“论学历、资历、能力，你比她都高。可人家长了特殊的零件。这一点，你得认头！当今社会就这样！”那女的姓张，英文拼写是Chang，被提拔为处长之后，人们背后都管她叫“娼处长”。

   我忙插一句:“记得我给你讲的我插队的女生，你可别学她呀！想开点！”

    渐渐地他的眼神平静了许多，“放心，不当处长每月少挣一千元。我可不会干那傻事。”我说，“那是蠢！”

   转眼我退休了七年。一天回单位在办公室见到他。几年不见，他依然年轻，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子中年男人的魅力！

   我讨要保持健康之法，他眨眨眼说:“无官一身轻！整天养精蓄锐，当然年轻了！”随后小声跟我说，还记得“娼处长不？后来她又攀上了更大的领导，当上了娼局长，结果反腐倒查，前两年她跟领导都进去了。

   我心领神会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