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他在新疆劳改了十一年，但这座他生活了二十四年的中等城市几乎没变化，他真的闭着眼也能走到想去的任何角落。饶是如此，他走到哪里，都会仔细观察，有新的变化，立马记在心里。而他最留心的，当然是自己家周围的新情况了，虽然这十一年来那里的胡同、街道、房屋没有变，但房屋里的人还是有变化的。比如从他家向西数第三家的王有家，一道界墙把院子隔成了两个院子，西边给了儿子。他被抓那年，王有的儿子还带着红领巾，现在，人家的儿子上幼儿园了。这让他很头疼——胡同里只有王有家的院墙一人多高，别的人家的院墙都是和正房一样高的南房的后墙。一旦他在胡同里被警察堵住，他能从王有家的院墙翻进去，翻过一道又一道界墙向西逃，因为这些界墙都是一人多高，有的还没有一人高，他可以一直翻到李伟家，有架木头梯子（胡同里谁家杀猪，就借他家的梯子把刮过毛的猪倒吊起来开膛破肚；谁家的烟洞不冒烟了，就借来梯子上去掏烟洞）架在正房的屋檐上，他登梯子上房，从房后跳下去，或者顺着一排屋顶跑，瞅合适的地方跳下去，就摆脱了警察。可是，他总得从王有儿子的院子里经过，他一个当叔叔的，要是惊吓了人家的小儿子，这多丢人啊！还有李青山大婶，以前走路像阵风，十一年后再见到，头要低到地上了，走路比蜗牛都慢，还就在当胡同走，这家出那家进的唠嗑，要是警察堵过来，他跑的时候撞倒她，跌骨折了怎么办？还有猪儿胡同的一头，被修自行车的李庆东给封了，说，从胡同这边走的人少，因为偏僻嘛。可他知道，从那里出去，不远就是蔬菜队的地！在庄稼地里，没有千百号人，根本就抓不住一个人。

    但最让他头疼的还是自己的家。如果他听见院门外有动静，可以一道界墙一道界墙地翻着逃走（翻到石友明家的院子得马不停蹄地翻出去，否则西院墙下那条用铁链子拴着的大黑狗会截住他），可是如果警察进了院子，他势必在母亲面前和警察枪战，即使不误伤了母亲，但一定会吓着母亲。

    二弟、三弟的厂子都给分了住房，都把家搬出去了。很显然，他们是把母亲的房子让给了他，等有对时的女人让他再成个家。这让他心里热乎乎的，自己没白疼两个弟弟。

    母亲的家是父亲轴承厂的家属房。一进门，是客厅和厨房、卫生间，左面那间住母亲，右面那间住他。前两年，左面这间是二弟家，右面这间是三弟家。母亲在客厅隔出个小间来住。现在就他和母亲住着，仿佛热热闹闹的剧场一下子就剩下了两个看剧场的人。

他想好了一个办法——在自己这间的屋顶开个天窗，一旦警察进了院子，他从天窗上逃走，这样，对母亲没有一点伤害。

    他这间屋有后窗，但他知道警察那时一定会在窗外埋伏的。可也正因为有后窗，他再开天窗，理就说不通，还会让母亲起疑心。

    李青阿姨和母亲在街道纸箱厂粘了几年火柴盒，情同姐妹。李青阿姨过生日，母亲年年去。那天，母亲前脚走，后脚他把前一天向人家借好的小木梯、锹、镐、锯子拿进屋，把床搬开，把床上面的屋顶掏出一个一尺半见方的天窗。他钻到屋顶，用事先准备好的木板盖住天窗，贴着木板，用转头砌了一个框，木板就镶在了里面，这样，偶尔有邻居上屋顶捅烟洞，发现不了天窗，刮风下雨木板也动不了了。他从天窗钻回屋里，再用木板盖好，用一张白纸把天窗裱糊住。他把床归了位，往高垫了两砖，这样，站在床上一举手就推开了天窗。他把买好的蚊帐支起来，遮住了天窗。他站在门口望了望天窗，出去要了几张报纸，苫在蚊帐顶上，在蚊帐对着天窗的地方，剪开一尺长的小口子，用针线稍微缭住些。

    当然，租个便于逃跑的房子住是最好的，那得去街道办事处开需要租房的证明，而自己是没有户口的，根本不给开。

    他从新疆回来的第三天，和二弟去派出所递交《释放证》。那位看上去也就三十出头的片警训斥完了一个酒后开车的小青年，看都没看他们，正襟危坐着，在一个本子上写着什么。看来，在训斥小青年以前就写上了。和他站在当地的二弟吭哧了两声。片警头不抬、手不停，说，什么事儿。他赶紧从上衣口袋掏出《释放证》，窸窸窣窣展开，一弯腰，递给片警。片警又写了一会儿，没抬头，抬起左手，他赶紧把《释放证》放上去。那只手到了片警眼前，等了一会儿，片警才叼空看了看《释放证》，随便往桌子上一丢，又低头写了一会儿，才说，怎么才来报到？他看了一眼被摔疼了的《释放证》，抖抖缩缩的，像一只垂死的八脚蜘蛛，说，上面不是说半个月之内去派出所报到嘛。片警低头继续写着（让人眼花缭乱的笔尖真像母亲缝纫机上下飞动的针），说，你一回来，第一时间，就该来这里报到。二弟一把拦住要发作的他，陪着笑脸对片警说，本来我哥一回来就要来报到的，可我母亲哭哭啼啼的，怕他再走了。这不，好说歹说，她才让我们来派出所报到了。说话的当儿，赶紧给片警敬烟。片警过了一会儿，才不得已似的略微抬抬下巴，二弟只得把烟放在已经丢着几根烟的办公桌上。片警像没有他们似的继续写，笔尖一下一下划在他们心上。

    他伸手拿起《释放证》，顺着折痕的先后次序边往起叠边问，我的户口什么时候能上了？过了一会儿，片警头也不抬、笔尖飞舞，说，半年。他说，能不能快点，我急着找工作。片警头也不抬，笔尖飞舞了一会儿，说，那就一年。他说，怎么又变长了？片警头也不抬，笔尖飞舞了一会儿，说，那就两年。他怒吼，你这不是刁难人吗？二弟赶紧拦住他。片警头也不抬，笔尖飞舞了好一阵子，说，那就有空了再说吧。二弟把他推出派出所，折回来，陪着笑脸给片警说了半天好话，片警才头也不抬、笔尖飞舞着说，先去照两张一寸免冠照。

    照片拿去了，片警说，照片的背景不对，也不说用什么颜色做背景。好不容易照片的背景对了，又说，得开证明。他们问什么证明，片警说，证明有你这么一个人的证明，就再不搭理他们。他们琢磨了半天，又向人打听了一番，去街道办开出了证明。片警瞄了一眼，一丢，说，不对。他们问怎么不对？片警问，你从哪来？他愣了一下，说，从新疆来。片警再没搭理他们……他们一趟一趟的跑了快一年了，办理户口的手续也没准备全。

    二弟说，是不是等咱们送礼呢？他咆哮起来：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拿什么送他？不送！

    他袭击武警哨兵，弄到了第一支枪：半自动步枪。

    片警的行踪他了如指掌。几次了，他夜里藏在片警家院墙外面的那棵大柳树上。片警两个小女儿清脆的笑闹声不时从屋里传出来，有时家门一开，从家里跌出一方灯光，总有一个小女孩蹦蹦跳跳地出来干了什么，又蹦蹦跳跳地回去，有时是两个笑闹着一起出来。他想，女儿现在比她们大一点吧？最后那次，片警喝酒回来。巷子里也空无一人。他最终没有开枪，理由是，杀了片警，片警和自己的梁子会让警察立马怀疑上自己这个劳改释放犯的。

    没有户口的他，万幸左邻右舍碍于几十年的街坊情面不会告发他，也就不会被像遣送盲流那样哪来哪去，但是，不但临时工他没资格干，连地摊他也没资格摆。经弟媳介绍，一个叫孙叶的四川女人，答应和他合伙摆地摊。孙叶虽然是外来人，但村、大队、乡、县的证明齐全。

    孙叶是受不了丈夫的虐待逃出来投靠老乡的。远走他乡在当时是最无奈的一步路，她因此吃尽了苦头。就拿摆地摊来说，在那时比乞丐的地位高不了多少，但她不摆地摊就只有去要饭了。孙叶长得还不错，但那时还没有敢卖淫的女人，更没有包养女人的人。套用一句通俗的话吧：作为一位弱女子是孙叶，渴望有一个坚强的肩膀让她依靠。他的出现，让孙叶眼前一亮，一点也不掩饰对他的依赖，他也不负孙叶所望，遇上地皮无赖使坏，或者同行欺负，都能强硬地替孙叶顶回去。就这么过了一天又一天，两人越来越像两口子了，孤男寡女的，免不了有时在孙叶租住的屋子里亲热一番，这让孙叶对他死心塌地起来，而他也需要一个帮手，孙叶就义无反顾地帮他窝藏贼赃。尤其是他在新疆干的那几起轰动全国的持枪抢劫案，孙叶就差直接参与了。

    他觉得抢劫来的钱俭省一些花，足够他和母亲一辈子用了，就洗手不干了。怎么提防警察追捕，就成了他的心病。他忽然想到，和孙叶住在她租的房子里，不但真个有事，伤害不到母亲，而且，一旦警察进了屋堵住了他，可以劫持孙叶。当然，这是最下策了。孙叶早巴不得他和她住在一起，他一说，自然高兴的要命。

    一天夜里，和孙叶亲热时，他忽然想到，天底下知道自己底细的人就是孙叶了。他沉默寡言了三天，去城北面的山上挖了个两米深坑。过了两天，和孙叶说，带她上山玩。现在手头有钱了，孙叶也不看重地摊的收入了，就跟他上山玩。黄昏时，两人不知不觉来到了深坑前。他望着渗出些水来的坑底问孙叶，这是干什么用的？挖出的土还新鲜着呢。孙叶也好奇地一脚跨在土堆上，探身望着坑底，猜想着这是干什么用的。他的手紧紧地攥着兜里的小铁锤（他就是用这样的小铁锤，锤杀了劳改农场欺负他的两个劳改犯，埋在了他在马圈里挖的深坑里）。背后树林里的一只猫头鹰发出一声又一声凄厉的叫声。忽然，他生气地说，回吧！看什么看！扭头就走，孙叶虽然莫名其妙，但顺从地跟着他下了山。

    孙叶租的是人家的南房。东边还有个房东放杂物的小单间。两间房相通的门被房东从小单间这边闩死了。他把钢锯条从门与门框之间细小的缝隙里插进去，一点一点地把门闩扒开了——小单间的北墙上有个小窗子。但这个房子怎么看，也不利于逃走。尤其是房东和院子里的邻居，总是用贼亮的目光觑他和孙叶，说不准哪天给派出所举报，说他们非法同居，那可麻烦了——这是作风问题，因此被枪毙的人他是见过的。他就又选中一处院子——那里的巷道只有一米半宽，他上了房顶，跳过一排排房顶就能逃走，也没人觑着他和孙叶了，就让孙叶出面租下了那处院子。

    母亲虽然不乐意他去和孙叶住，但为了他能勾拉住孙叶，好再成个家，也就默认了。他觉得愧对母亲，隔三差五地去看望母亲。

    母亲是农村户口。父亲微薄的工资养活不了五口之家。为了补贴家用，母亲什么临时工都干，也给人看过孩子，照顾过老人，当过保姆。父亲在他十八岁时去世后，作为长子的他，和母亲一起撑持起了这个家，和母亲又添了“战友情”。

    当时，靠铁路的人家都“吃铁路”——偷货车上的货。在那个匮乏的年代，这是一些人家生活的支柱。父亲去世后，这项收入对他们家来说就很重要了。这活儿需要组成小团体，分工负责——趴火车的、捡货的，要不，就给别人拣去了。这小团体一般都是亲弟兄组成。货车出站或者进站时，火车最好趴，但车上这时防范的也严，趴车手艺高的，就在半路上趴。他带着两个弟弟就在半路上趴。

    一九八二年夏天的一个傍晚，他趴上一列货车，掀下一麻包大米。出人意料地，大批公安第二天上午忽然包围了他们那一片儿，梳头一样搜查这些丢失的大米，说是军用物资。他偷的这包大米也被搜了出来。他说是他一个人偷的，公安只带走了他，谁也没料到会判他一年刑！第二年是“八三年严打”，再过一个月就要刑满的他，被重新判决，加刑十年，发配新疆劳改，不准减刑。

    一包大米判他一年！母亲觉得太冤枉了，去找公安，说判重了。公安说，他们只管抓人。去找法院，法院说，上面要我们怎么判，我们就怎么判。去找市革委，市革委说，这事归法院管……就这样，母亲皮球一样被踢了快一年，一天忽然想，再熬一熬，他也就刑满了，忍了吧！母亲刚歇下，霹雳一声，他被加刑十年！母亲从天旋地转中醒来，四处替他喊冤。这次，人家都振振有词——这是中央的决定，我们只是执行而已，你去找中央去吧。中央，在母亲这农村妇女的眼里，是在九重天上的，上天的路她根本不知道在哪儿了，只能望着天默默流泪了。现在，好不容易把他盼回来了，咋舍得他离开半步啊！

    刚和孙叶住在一起，他是不在母亲这里过夜的。一天一天过去了，他悬着的心不知不觉地就放下来   了，也就不时地在母亲这里过一夜。

    这天收了地摊，他买了二斤猪肉，去母亲家。

    巷子里那四条狗依然在争风吃醋地打闹，对他熟视无睹。

    母亲的院门依然半开着。他进了院门，母亲的家门依然半开着。他进门，母亲那屋的门依然半开   着，但母亲迫不及待地从门里走出来，欢喜地说，你的户口解决了。他一时没反应过来，愣神的时候，母亲身后跟出两个陌生的警察，等他反应过来，其中一个已经站在了他和家门之间，但你又不能说人家是故意的，因为母亲那屋的门口确实站不下三个人，人家是自自然然站在了那里的。

    警察埋伏在母亲的屋里！这是他万万没想到的！这时，他稍微有一点异动，这警察就会抱死他！激烈的搏斗势必伤着母亲！

    母亲喜洋洋地介绍说，这两位同志是咱这里新来的片警，要你和他们去派出所办理户口手续呢，他们说一会儿就办完了。他看着母亲身后的那位警察，眼角却死盯着门口的警察，提起装肉的塑料袋子晃了晃（那警察没反应），对母亲说，好的，我把肉放下就跟他们走。他往厨房走：一步——他身后没有动静！两步——也没有！三步——好了！等警察冲过这三步的距离，他足以从怀里掏出手枪射杀他们了！他一松手，塑料袋斜落向案板，但是，他空出来的手没往怀里去，而是拍拍双手，仿佛对人家说，我可没掏枪哦，你们别乱来。他这才转过身来说，走吧。临出门，他对母亲说，妈，你先煮好米饭、削好土豆，肉我回来炖。母亲喜滋滋地说，好，你快去快回。

    母亲一直把他们送出院门。院门外的两侧等着两个警察。他被夹在四个警察中间，走出几步，回头望，暮色中的母亲，站在院门口望着他，见他回头，笑着举起手，从胸口向外挥着，说，快点回来。出巷子时，他又回头望，母亲还站在院门口，暮色让她的身影有些模糊，又那样向他挥手。

    在他回过头来的瞬间，双手被上了手铐。他如释重负地看着手铐说，谢谢你们，没当着我母亲的面，给我戴上手铐。那位当时站在母亲家门口的警察说，我们不能骗老人家，把他往路边的警车推了一把。他侧头看着这位警察说，你俩（目光扫向另一位进过母亲家的警察）得感谢我母亲，她救了你们的命。不想，两位警察很平静，推他一把的那位警察说，我们确实非常感谢老人家。实际上你想让老人家在有生之年不知道你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匪徒。他愕然看着那位警察。那警察笑一笑，伸手进他的怀里，掏出一把五四式手枪，另外三个警察虽然料到了，但还是失声啊地一声，往后一跳，惊恐地看着那把泛着乌黑光泽的手枪，看着他——这个在乌鲁木齐兑换外币的黑市上公然持枪抢劫的悍匪。

    那些人的钱都装在尼龙袋子里。他从冲锋枪上褪下尼龙袋子，抗在肩上，走到提着满满一袋子钱的那人面前，枪口从他的肩头划了一道弧线，对准了那人的脑袋。正和人聊天的那人不耐烦地往开拨拉枪口，但他身边有一个人觉得有异，低声呀了一声。那人拨拉不开枪口，这才莫名其妙地往前一瞅，见有个黑洞洞的东西，喷出一团光来，钻进他的眼里。但枪声在嘈杂声中宛如草林里的虎影。只是有个人四顾，说，谁的自行车车胎炸了？有两个人都惊讶地看着那个人怎么就倒下了？这个人怎么就背起人家的钱袋子走了？但是，他盯上的下一个目标猛然醒悟过来，见他逼过来，背起钱袋子就跑，他持枪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追。那人腿软得跑不动了，丢下钱袋子，钻进一辆汽车底下。他提起钱袋子，来到汽车前，弯腰，对着张大嘴的那人的脑袋就是一枪。

    他把两袋子钱不慌不忙地归摞在一个袋子里，背上。

    人群围住了他。他举枪从容不迫地直走，人群无声地在他面前裂开一条路。他走过去，人群无声地尾随着他，谁从人群里冒出头来，他后脑勺长着眼睛似的，回身一枪撂倒，继续从容不迫地走。前面街上的人都点了穴道似的停下来，等他走过去了，也加入尾随的人群……等他安全离去，光天白日之下，十二个人卧在了血泊里。

    就是他，追上已经被他打伤的同伙，在同伙磕头捣蒜的求饶声中，一枪爆了同伙的头。就是他，连续袭击三位武警岗哨，抢枪毙命。就是他，一枪射杀新疆某地派出所值班警察，抢得五四式手枪一把。

    他愕然的眼神慢慢变得悲伤，说，但愿枪毙我的消息绕开老人家，一低头，钻进了警车。

    他去新疆改造的第四年，妻子带着七岁的女儿另嫁了。他写信给母亲，不要再为他的事求人了。

    第六年，他收到女儿的来信，问他什么时候能出来，同学们欺负她没有爸爸。

    他对狱友说，只要他能出去，还能杀得动人，他一定要杀人！

    等他从新疆回来，看着母亲喜气洋洋的脸，对自己说，做让母亲高兴的事吧。第三天，遇上了那位片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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