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笃、笃、笃”。

刀刃剁在竹制砧板上的声音很闷，像是在剁碎某些卡在喉咙里、咳不出来的硬块。每一下，都似乎要把这块已经发黑、中间凹陷的砧板剁穿。

厨房只有六平米。
正是杭州梅雨季最难熬的时候。空气粘稠得像化不开的猪油。头顶那盏吸顶灯大概是镇流器老化了，发出细微的电流声，投下惨白的、不稳定的光，照得人脸色发青。墙砖上挂着细密的水珠，混合着陈年的油烟，凝结成一种黏糊糊的触感。
锅里的菜籽油已经过热，开始冒出青色的烟，像幽灵一样在狭窄的空间里盘旋。抽油烟机发出了它惯有的咆哮——一种类似于重型轰炸机起飞时的轰鸣声，“嗡——嗡——”，伴随着内部叶轮转动时那种摇摇欲坠的金属摩擦音。

这巨大的噪音像是一层暴力的保护色，掩盖了这六平米空间里，那个男人和女人之间令人窒息的沉默。

这就是爱情落地的声音。
不是香水前调的佛手柑，不是刚剪下的玫瑰枝液。如果你像我一样，在一段婚姻里摸爬滚打了七年，你就会知道，爱情真正的肉身，闻起来是一股混合了陈年油烟、打折洗洁精、发酵的果皮、潮湿抹布以及下水道反味的复杂气息。
它会钻进你的毛孔，黏在你的头发上，无论你怎么洗，指甲缝里似乎总留着一股淡淡的葱蒜味。

七年前刚领证那会儿，我们对这间厨房有着某种近乎神圣的洁癖。
那时候，厨房的瓷砖是纯白的，像我们婚礼请柬上那种过于理想化的白。我们在宜家逛了整整两天，买回了一堆好看但不实用的“道具”：那种细长颈的玻璃油壶，一倒油就会顺着瓶身流得满手都是；成套的骨瓷餐具，印着繁复的欧式花纹，稍微磕碰一下就让人心疼半天；还有一个专门用来切法棍的木托盘——天知道我们一年能吃几次法棍。
那时候我们不叫“做饭”，叫“烹饪”。
我們會花四个小时去进口超市，买那种用保鲜膜裹得严严实实的迷迭香，买那种只有在西餐厅才会出现的澳洲眼肉。他手里拿着秒表计时，神情专注得像是在进行一场精密的手术；我负责拌沙拉，小心翼翼地把樱桃萝卜摆成好看的形状。
那块牛排最后煎老了，咬起来像橡胶。但在暖黄色的滤镜下，发在朋友圈里的照片依然完美无瑕。没有噪点，没有阴影。

七年后。
骨瓷餐具碎了一半，剩下的盘子边沿都有了缺口，像被老鼠啃过。细长颈的油壶早就扔了，取而代之的是直接放在灶台边的大桶金龙鱼，瓶口挂着黄色的油渍。墙上的白瓷砖熏成了焦黄色，像皮肤上的老年斑。
那口昂贵的德国不粘锅，锅底积了一层厚厚的黑垢。那是无数次大火爆炒、无数次溢锅留下的年轮。它不再闪闪发光，它变得丑陋、粗糙、笨重。
就像我们的日子。

做饭不再是情趣，而是生存任务。是每天下班后拖着疲惫的身体，在拥挤的地铁上就要开始焦虑“今晚吃什么”的任务。是两个人为了“谁洗碗”而进行的一场无声博弈。
厨房从秀场变成了战场。
变成了两个被房贷、被KPI、被双方父母的催生电话碾压过的中年人，唯一的、也是最狼狈的卸妆间。

回到那个周三的晚上。
那是极其糟糕的一天。我的项目方案被甲方第十二次驳回。那个只有二十五岁的对接人，头像是个二次元卡通人物，在微信群里用一种礼貌而傲慢的语气说：“姐，这个感觉还是太旧了，像上个世纪的报纸，咱们能不能再磨一遍？”
手机屏幕上，红色的未读消息像疹子一样蔓延。我坐在工位上，感到胃部一阵阵痉挛，喉咙里泛起一股苦涩的酸水。
而他，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程序员，正面临着那份并不体面的裁员名单。虽然还没正式公布，但下午HR找他谈话时，眼神里那种带着怜悯的审视，比直接开除更让人难受。
我们带着一身并未消散的硝烟味回到家。门口的鞋柜上，那张催缴物业费的单子已经躺了三天。
没人提议去外面吃。就在进门的前一分钟，房贷扣款的短信刚刚在手机里震动过。那个数字像一块巨石，精准地砸在胸口，砸碎了所有消费的欲望。

我们默契地换了鞋，洗了手，钻进了那六平米的狭缝里。
他在切土豆丝，我在淘米。
厨房里很挤。两个人转身都困难，时不时会发生肢体碰撞。以前这种碰撞会换来一个拥抱，现在只会换来一声不耐烦的“啧”。
他下刀的手法很重，“笃、笃、笃”。
那个声音听得我心惊肉跳。每一下，都像是砍在我的神经上。我知道他在发泄。发泄对那个年轻上司的不满，发泄对这个年纪还要担心失业的恐惧，发泄对这操蛋生活的所有无力感。
但他什么都不说。他只是剁土豆。

“能不能轻点？”
我终于忍不住了。那句话冲口而出的时候，带着我自己都惊讶的尖锐。我夺过他手边的抹布，狠狠摔在不锈钢台面上，“楼下老太太又要上来敲门了！你是不是嫌我们在这个小区丢的人还不够多？”

他停顿了一下。
刀悬在半空。他没回头，背影僵硬得像一块生锈的铁板。那件领口已经洗得松垮变形的灰色T恤紧紧贴在他的背上，透出一块深色的汗渍。
过了一秒，刀声继续。
“笃、笃、笃”。
并没有变轻，反而更重了，带着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挑衅节奏。

“我跟你说话呢！”
我关掉水龙头，甩了一手的水。冰凉的水珠溅在他的脖子上，但他像没知觉一样。
那一刻，我心里的火“腾”地一下窜了上来。那是积攒了很久的委屈。
“你剁的是土豆还是我的头？”我冲着他的背影喊道，声音因为激动而微微发抖，“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家就你一个人在烦？我今天改方案改得想吐，回来还得听你在这儿摔摔打打？你有本事去跟你们老板发火啊，在这个破厨房里耍什么威风！”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我知道那句话像一把刀，精准地扎进了一个中年男人最脆弱的自尊里。比甲方的驳回更狠，比HR的眼神更毒。
厨房里死一样的寂静。连抽油烟机的声音仿佛都远去了，只剩下耳膜里嗡嗡的轰鸣。
我看着他的背影。他的肩膀剧烈地起伏了一下，像是在极力压抑着什么。他的手紧紧握着菜刀的刀柄，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青筋暴起。
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如果他转身给我一巴掌，或者把刀摔在地上，我是不是就能顺理成章地大哭一场？然后摔门而去？然后结束这该死的一切？
那一刻，我如此清晰地看到了婚姻的背面。它不是偶像剧里的歇斯底里，而是一种疲惫的、甚至带着点恶心的互相嫌弃。我们像两只被困在笼子里的困兽，互相撕咬，只为了确认彼此还能感觉到痛。

“滋啦——”
一声尖锐的爆裂声打断了我的思绪。
葱姜蒜下锅了。
油烟瞬间腾起，像一朵白色的蘑菇云，呛得我剧烈地咳嗽了两声。
他依然没有回头。他只是机械地翻炒着。锅铲撞击铁锅，“当、当、当”，那是金属与金属硬碰硬的声音。
我站在他身后，隔着那团白色的蒸汽看着他。
我等着他爆发。我等着他把铲子扔进水池。我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浑身的刺都竖了起来，像一只应激的猫。

然而，什么都没有发生。
三分钟后，火关了。
所有的嘈杂戛然而止。抽油烟机的余音像垂死挣扎的野兽，呜咽了两声，彻底停了。
厨房陷入了一种耳鸣般的死寂。

他端起盘子，转过身。
在那一瞬间，我看到了他的脸。
那张脸被油烟熏得微微泛油，毛孔粗大，胡茬泛青。那双曾经清澈的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眼袋浮肿。
他看着我。
我以为我会看到愤怒，看到厌恶，至少是冷漠。
但是没有。
他的眼神里什么都没有。没有愤怒，没有歉意，甚至没有情绪。只有一种深不见底的、类似于认命般的平静。那种平静，像是一口枯井。
他把盘子往我面前递了递。
是一盘极其普通的西红柿炒鸡蛋。红的西红柿，黄的鸡蛋，上面还撒了一点并不怎么均匀的葱花。因为刚才的沉默，鸡蛋炒得稍微有点老，边缘带着焦黄。
热气腾腾地往上冒，熏湿了我的眼眶。

“今天的西红柿有点酸，”他的声音沙哑，像是喉咙里含着一把沙子，“我多放了点糖。”

轰。
我竖起的所有防御，在那一刻，被这句没头没脑的话轰得粉碎。
不是“对不起”。不是“我爱你”。不是“别生气”。
是“多放了点糖”。

我愣在那里，看着那盘菜。
在这个充满了算计、KPI、末位淘汰制的冷酷世界里，在这个连呼吸都要计算成本的城市里，只有在这个六平米的空间里，还有一个人，愿意哪怕在情绪崩溃的边缘，依然记得照顾你的味蕾。
他知道我不爱吃酸。他记得。

我接过盘子。
粗陶的盘沿还留着灶火的余温，透过釉面浅浅地灼着我的指腹。那是一种真实的、甚至有点烫手的温度。
我的手指不小心碰到了他的指关节。
那里粗糙得像砂纸，上面有一道刚弄的新伤口，可能是刚才切土豆时心神不宁不小心划的。
血已经干了，结成了一小片褐色的痂，像地图上的一座孤岛。

“手怎么了？”我问，声音软得像烂泥，刚才的尖锐仿佛是上辈子的事。
“没事，刀快。”
他抽回手，在那个脏兮兮的围裙上随便擦了擦，转身去盛饭。
“盛饭吧。”他说，背对着我，声音里透着一股深深的疲惫，“饭煮得有点软，水放多了，凑合吃。”

我们端着碗，走出厨房，坐在那张宜家买的小餐桌旁。
客厅里没开灯，只有厨房透出来的一点惨白的光。
那顿饭，我们吃得很沉默。
只有筷子碰触碗沿的轻响，和咀嚼食物的声音。偶尔，楼下有电动车开过的尖啸声划破夜空。

我拿起筷子，夹了一块鸡蛋放进嘴里。
蛋液裹满了红色的汤汁，入口绵软。
他低着头，大口扒着饭，吃相并不斯文，甚至有点狼吞虎咽。他停顿了一下，端起水杯猛灌了一口凉白开，水顺着嘴角流进了变形的T恤领口。
他放下杯子，夹起一块西红柿，放进我的碗里。
“多吃点，”他说，“虽然酸，但新鲜。”

我低下头，用力扒了一口饭。
西红柿的酸涩和糖过量的甜腻在口腔里撕扯，最后混成一种说不清的味道。

水龙头还在滴水。
滴答。
滴答。
那声音在突然的寂静里被放大，像一颗心脏在空房间里跳动。

我嚼着那块鸡蛋。
确实很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