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通州作家群及对运河文化的影响（演讲稿提纲）上

郑建山

通州文化历史底蕴丰厚，仅从人文方面来说，就出现了许多艺术家教育家，历史学家，医学家，编辑大家等。新中国成立后，更是人才辈出。仅从文学上说，就从文学上说，就出了三代作家，形成了通州独有的作家群现象，使通州有作家之乡的美誉。对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第一代作家有刘绍棠，浩然，李希凡，高占祥，房树民等。

刘绍棠

浩然

高占祥

第二代有王梓夫，张宝玺，刘祥，郑建山、刘康达，周祥，周良、刘玉锁等。

王梓夫

郑建山

第三代作家有郝津莉，刘福田，萧士平、张溪芜、吴德龙、徐伟成，张慧娟，刘振刚，刘维嘉、刘春源、左岸，马景良、张士祥、刘国均、王健、李艳苹、张景文、吴思民、王博生、张佳良、杨殿武、胡松岩，李延芳、马国芬、李永刚、冬雪、杨梓、张凤军，张建、王宝川、王州虎、徐伟成、张宝石、张春育、余莹、张文娟、游来游去的鱼……等一百余人。

刘维嘉

刘福田

在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过程中，外域来通州的作家也不少，他们被称为新通州作家，这些作家也为运河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如沈俊峰、韩静慧等。总之，在我所接触的作家中，第一代作家影响最大，他们响当当地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进入文学大家的行列。

刘绍棠，大运河之子，是第一代作家的领军人物，生于1936年2月29日，十三岁开始发表作品，被誉为神童。高中一年级的时候作品竟然出现高中二年级的课文中，被誉为才子，二十一岁被打成右派，而且是闻名全国的大右派。在反右之前，仅7年时间，他就出版了7部书，即《青枝绿叶》、《山楂村的歌声》、《私访记》、《瓜棚记》、《中秋节》、《运河的浆声》、《夏天》等；此外，还有一部5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已经发排，出现新华书店门口的广告牌上，因右派问题，没有出版。他的作品已经形成自己风格。唱了一曲优美的“田园牧歌”。1979年复出，创作了《蒲柳人家》《小荷才露尖尖角》等27部中篇小说，12部长篇小说；千篇千字文.用实践和理论，建立自己的乡土文学，成为乡土文学大师。他活了61岁，当了22年的右派，又病了8年，却创作出700多万字。这是空前的，是不是绝后的呢？那就不好说了。

他的创作坚持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正如刘绍棠自己所说：“我要以我的全部心血和笔墨，描绘京东北运河农村的20世纪风貌，为21世纪的北运河儿女留下一幅20世纪家乡的历史景观。民俗和社会学的多彩画卷，这便是我今生的最大心愿。我的名字能和大运河血肉相连，不可分割，便不虚此生。”

刘绍棠以“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的创作，为运河文化（尤其北运河/通州段）建立了文学坐标、活态记录与精神标识，其小说与短论从文化留存、精神塑造、传播传承、学术奠基四大维度深刻影响了运河文化的当代建构。

一、文化留存：抢救性记录，填补运河文化的“活化石”空白

1、他详细描写了北运河畔（通州儒林村）的民俗生态：花会、庙会、船工号子、漕运仪式、码头市集、岁时节令（磕辞岁头、年根、红火等）。还原运河人家的日常：蒲柳编艺、渔耕生活、船户与乡民的交往、方言俚语、婚丧嫁娶、民间信仰，成为20世纪中叶运河乡土社会的文学档案。

2、大量使用通州方言、民间俗语，他的文学语言将通州经典的农民语言与评书，中国古典文学、外国文学融合在一起，形成自己独特语言风格：“多声的音乐美，多样的色彩美，多姿的形象美”。他的乡土比喻更是一绝，如写何满子是“一丈青大娘的心尖子、肺叶子、眼珠子、命根子”“野鸟不入笼”等，构建运河文化独特的语言符号系统。让濒危方言从“口头遗存”转为书面活态载体，消解漕运衰落带来的文化断层。/

3、他的作品串联清末民初—抗战—解放—新中国建设初期及改革开放的运河社会变迁，以文学叙事填补地方史研究的空白，让运河历史从“史料”变成可感的故事与人物命运。《青枝绿叶》《大青骡子》《摆渡口》《运河的桨声》（土改与合作化）、《荇水荷风》（抗战）、《地火》《狼烟》（革命斗争）、《京门脸子》（城乡变迁）。提炼了运河文化的精神内核，塑造“运河儿女”的人格标。塑造一丈青大娘、何满子、望日莲、老虎跳等人物形象，提炼运河文化的精神特质：坚韧、质朴、重义、勤劳、刚正、热爱乡土。突出劳动妇女的才智与灵性，成为运河文化中女性形象的经典表达。以“一生一世讴歌运河乡亲”为创作宣言，将个人生命与运河绑定，强化运河—乡土—家国的精神联结。其作品成为运河文化精神的文学代言，让“运河儿女”成为有温度、有风骨的文化符号。

二、让运河文化从地域走向全国，构建当代传播体系

文学经典化，扩大文化影响力：如《青枝绿叶》《蒲柳人家》《榆钱饭》入选教材，风靡全国，对青年学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蛾眉》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作品被改编为影视、话剧（如《运河1935》），让运河文化突破地域、走进大众。被评论界称为“大运河乡土文学书系”，代表北京东部（通州）的文学与运河文化高度。开创“大运河乡土文学”流派，成为后世运河书写的源头与数据库。

他的作品，影响许多后辈作家，确立“运河书写”的文学范式与文化自觉。其作品成为通州运河文化建设的核心文学资源，支撑纪念馆、文学地标、文旅开发与非遗研究。让运河文化从“静态遗产”升华为活态精神，成为地域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

三、创办文学刊物《运河》、办文学班，成批次地培养通州作家。其实，他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有办运河文学刊物的构想。他曾找李希凡、蓝翎商谈此事，还给天津的鲍昌写过信。蓝翎大为恼火，对李希凡说：“你是他的老乡，和我有什么关系，把我也拉上。我们是党报的编辑，能参加他的同仁刊物吗？他这一说，仿佛这事绍棠和我商量过似的。我说，我不知道他的想法，青年创作会议后也没见过他，况且，咱们是搞评论的，参加他什么“运河派”？（见李希凡的《往事回眸》311页）这当然是旧事，可见他对建造运河文学的雄心。当时绍棠只有二十岁。

刘绍棠的乡土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坛占有独特的位置，对通州的运河文化自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很多地方人们还不知道作家为何物的时候，通州就出现了一个神童作家。而这个神童作家上高中一年级的时候，他的作品竟然出现在高中二年级的课本里，您想想，这引起多少年轻人的向往啊！著名作家张宝玺的家是运河河东的苏庄，刘绍棠老家是西集的儒林村，他们两村是地头挨着地头，张宝玺就曾经说过，河西出了个刘绍棠，难道河东就不能出个张宝玺吗？至于对通州运河文学的帮助，那就更大了。1978年12月，还没有平反的刘绍棠就来到通州（县）文化馆，了解通州的文学创作情况。随之就给文化馆的领导写信，建议将《群众文化》改成大型文学刊物《运河》。绍棠对通县（通州）文化建设，尤其是对通州的文学创作活动可以说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他帮助组织通州的文学创作队伍，为《运河》文学刊物呐喊助威，为业余作者看稿改稿，甚至为通县乡村的油印刊物题写了刊名，撰写稿件，担任顾问。在他和浩然老师的鼓动下，通州文学创作火了起来，一度竟形成了气候。文学社团竟相出现，业余创作队伍迅速扩大。是1983年吧，文化馆举办文学创作班，业余作者竟达到400余人。绍棠、浩然、林斤澜、从维熙、张志民、李学鳌、邓友梅、徐刚、王恩宇等全国著名的作家来通授课。就是在这种气候的影响下，通县（通州）的作者们迅速成长起来，有的成为中国很有名气的作家，有的成为文学评论家；有一批人成为中国、北京作家协会会员，大批的文学作品，在省市级刊物上发表……至于大运河污染的治理，通州的县改区，绍棠更是费尽了心血，我想，这也是运河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吧！

四、学术奠基：为运河文化研究提供文学维度与理论支撑

1. 短论与创作谈：明确乡土—运河的创作理论

在《乡土与创作》等短论中，系统阐述“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的创作主张，将运河乡土提升到民族文化的高度。

强调“为运河立传、为乡亲画像”，为地域文学与文化研究提供理论框架。成为运河文化研究的重要文本，其小说与短论是运河文化、乡土文学、地域文化、民俗学研究的核心文献，为学术研究提供文学视角与实证材料。

刘绍棠的小说与短论，是运河文化的文学丰碑：

它留存了即将消逝的运河民俗与语言；

它塑造了运河文化的精神品格与人格标识；

它传播了运河文化，让地域文化走向全国；

它奠基了运河文化的学术研究与当代传承。

正如评论所言：“如果运河书写有一个数据库，那么这个数据库里最多最重要的内容应该是刘绍棠提供的。”

浩然、本名儿梁金广，祖籍宝坻县单家庄。他是通州作家群重要代表人物。1932年3月，他出生在煤矿，他已深入一辈子农村，写一辈子农民、给农民当一辈子忠实代言人为誓言，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苍生》《乐土》《活泉》《圆梦》等。他认为作家“必须甘于寂寞。如果不甘于寂寞，整天浮在上面，就很难写出好的作品。作家的成功需要作品，作品的成功要靠真实，真实的作品必须是真实的社会生活和作家的真实感受，二者结合产生的婴儿。要想获得这个婴儿，必须到社会生活中去。社会生活不仅仅是作家创作素材的源泉，而是作家智慧、力量、信心的源泉”。有学者评论他的作品是很形象的中国农村近半个世纪的图画。写出了个人和社会的双向的真实，是朴实无华的自传体，给人绚烂至极、归于平淡的艺术感受，具有史料性和艺术性两方面的价值。他对通州贡献进行第一次绿化工程，就是扶持通州的第二代作家，培养了王梓夫、张宝玺、杜德印、刘祥等新人。并影响了大批的第三代作家。浩然的小说以通州—京东农村为核心场域，从生活记录、精神塑造、传播赋能、文脉共建四个维度，为通州运河文化注入了时代性、人民性与传播力，与刘绍棠共同构成通州运河文学的“双璧”。

一、生活记录：定格运河城乡的时代风貌，留存社会变迁档案

1. 通州地理与城市记忆的文学定格

以《圆梦》等作品，精准书写通州城的标志性空间：燃灯塔、孔庙、张家湾码头、运河街巷，还原“一京二卫三通州”的历史地位。

记录通州作为京杭大运河北起点的水陆枢纽功能，以及城乡交界地带的独特风貌，成为通州城市史的文学佐证。1950年代起长期在通州工作、生活，其笔下的通州是鲜活的、正在发生的运河城乡图景。

2. 京东运河农村的全景式社会记录

代表作《艳阳天》《金光大道》《苍生》，以通州及周边京东农村为原型，全景式展现农业合作化、集体化、改革开放等关键历史阶段的农村生活。

细致描绘运河畔的农耕、水利、集市、村落结构、人际关系，记录农民在时代变革中的生存状态与精神世界，是研究北运河农村社会史的重要文学资料。

大量使用京东方言、乡土俚语，保存了运河区域的语言生态与民间表达。

二、精神塑造：塑造“运河农民”的时代人格，强化乡土精神认同

1. 塑造典型农民形象，提炼运河乡土精神

塑造萧长春、高大泉、田成业等经典农民形象，提炼出坚韧、勤劳、集体主义、乡土情怀、变革精神等核心特质。这些形象扎根于运河农村的土地与生活，成为特定时代“运河儿女”的精神代言，强化了运河乡土的精神凝聚力。

2. 确立“人民性”的运河书写立场

始终以农民为中心进行创作，强调文学的乡土根脉与人民立场，将运河文化从文人雅趣拉回到普通劳动者的生活与情感。其创作理念与实践，丰富了运河文化的精神内涵，让运河文化更具时代温度与人民底色。

三、传播赋能：以国民级影响力，提升通州运河文化的全国知名度

1. 国民级文学IP，让通州走向全国

《艳阳天》《金光大道》发行量超千万，改编为电影、连环画、广播剧，成为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京东农村、运河岸边等地理意象，将通州与运河文化深度绑定，使其从地域概念上升为全国性的文化符号。

2. 奠定通州“文学之乡”的地位

作为通州作家群的重要成员，与刘绍棠等共同构建了通州的文学高地。其巨大的文学影响力，为通州赢得“中国文学艺术之乡”的称号提供了坚实支撑，提升了通州运河文化的文化软实力。

四、文脉共建：与刘绍棠互补，构建完整的通州运河文学谱系

1. 创作风格与题材的互补

刘绍棠：聚焦北运河乡土、民俗、传统，风格诗意、浪漫，偏重于文化根脉与民俗传承。浩然：聚焦京东农村、时代变革、农民奋斗，风格写实、刚健，偏重于社会变迁与时代精神。二者共同构成了传统与现代、民俗与现实互补的完整运河文学图景。

2. 共同推动地方文化建设

长期扎根通州，扶持基层作者，开展文学活动，为通州培养文学人才，他在通州办了二十多个文学创作班、为通州的第二代作家付出大量心血，同时影响了第三代作家，为营造文学氛围做出重要贡献。其作品成为通州运河文化研究、文旅开发、城市形象塑造的重要文学资源，与刘绍棠的作品一起，成为通州运河文化的文学双璧。浩然对通州运河文化的影响，核心在于“以时代之笔，写运河之魂”：

他记录了运河城乡在大时代中的沧桑巨变；

他塑造了具有时代精神的运河农民群像；

他传播了通州运河文化，使其家喻户晓；他共建了通州运河文学的辉煌谱系。

浩然的小说以通州—京东农村为核心场域，从生活记录、精神塑造、传播赋能、文脉共建四个维度，为通州运河文化注入了时代性、人民性与传播力，与刘绍棠共同构成通州运河文学的“双璧”。

李希凡，1927年12月11日至2018年10月29日，生于北京通州的武定庵；祖籍浙江绍兴。著有《红楼梦评论集》（与蓝翎合作）此书是他的成名作，在红学史产生深远的影响。《传神文笔足千秋——<红楼梦人物论>》《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寸心集》《题材思想艺术》，《<呐喊><彷徨>的思想与艺术》，《一个伟大寻求者的心声》《京门剧谈》《红楼梦艺术世界》《李希凡文学评论选》《文艺漫笔》《文艺漫笔续编》《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贡献》《冬草》《艺文絮语》《沉沙集》。此外，还有七部辉煌巨著《李希凡文集》他的人品好，学问好。我十分钦佩是他在古典小说研究，鲁迅研究，文艺理论研究，当代文学评论以及散文创作等多方面都做出了颇具独创性的贡献。他特别勤奋好学，为人正直坦诚，坚持原则，富有主见。尤其是他坚持正义。敢于抵制权贵，拒绝写批判吴晗、周扬的文章，因而在文革中被批判为修正主义的苗子，没有成为姚文元式的人物。主编《红楼梦大词典》《中华艺术通史》等。他真有学问，基础来自通州。他家住在通州武定庵，听刘大爷说评书，万寿宫听评书，父亲给他上课，聊斋志异，他先说白话文儿，然后让回原为文言文儿。后来到了石家庄，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后来给姐夫赵继斌口述中国古代哲学史。为此，他读了经史子集，读了资本论，使他进入山东大学，形成完整知识体系。

李希凡对通州运河文化的影响，不在小说创作，而在文化评论、乡土记忆与学术引领。他以评论家身份和通州本土情怀，为运河文化提供了理论支撑、记忆留存与学术推动，与刘绍棠、浩然共同构成通州运河文化的“评论—创作”双轨力量。

一、核心定位：运河文化的“评论者与守护者”

与刘绍棠、浩然不同，李希凡是文学评论家、红学家，以理论视角、乡土记忆、学术资源介入运河文化。

他是通州本土成长的文化大家，一生心系家乡，晚年出任通州大运河文化研究会顾问，是运河文化的重要推动者与代言人。

二、对运河文化的四大影响

1. 留存通州运河古城的“活记忆”

在《往事回眸：李希凡自述》等散文中，以个人亲历，文学化还原清末至民国通州运河古城风貌：记录燃灯塔、河沿、万寿宫、莲花池（漕运水渠）、古城墙、街巷胡同等标志性空间。描绘漕运遗风、市井生活、民俗风情，成为通州运河城市史的珍贵口述与文学档案。其记忆文本，为运河遗产保护、城市文化复原提供了第一手感性资料。

2. 以文学评论，为运河乡土文学“立理论、定价值”

作为权威文学评论家，他高度评价刘绍棠、浩然的运河乡土创作，从理论上肯定其人民性、乡土性、时代性价值。

他的评论，确立了通州运河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为运河文学的学术研究与传播奠定了理论基础。

他强调文学的乡土根脉与人民立场，与刘、浩的创作理念形成理论与实践的呼应，共同构建通州运河文学的价值体系。

3. 学术引领：推动运河文化的系统化研究

主编《中华艺术通史》等大型学术工程，将运河文化纳入中国艺术与文化史的宏观框架，提升其学术地位。

晚年出任通州大运河文化研究会顾问，以学术影响力与资源，推动通州运河文化的专题研究、学术交流与成果出版。

为运河文化研究引入规范的学术方法与视野，推动其从地方文化现象上升为全国性学术课题。

4. 文化传播：以名人效应，提升通州运河文化影响力

作为全国知名文化学者，他的通州身份与乡土情怀，本身就是通州运河文化的重要名片。

他多次公开撰文、演讲、参与活动，推介通州与运河文化，扩大其全国知名度。

与刘绍棠、浩然等本土作家联动发声，形成通州文化名人矩阵，共同提升通州作为运河文化核心区的文化软实力。

三、与刘绍棠、浩然的角色互补（简明对比）

维度：刘绍棠、浩然、李希凡

身份：乡土小说家、时代小说家、文学评论家、学者

核心贡献: 书写运河民俗、人情、根脉 记录运河农村时代变革 理论评论、记忆留存、学术引领

文本形态：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评论、自述、学术著作

文化角色：运河文化的歌者、运河文化的史官、运河文化的评论者与守护者。

李希凡的影响，是“文以载道，学以兴乡”：

他用文字留住了运河古城的记忆；

他用评论确立了运河文学的价值；

他用学术推动了运河文化的研究；

他用影响力传播了运河文化的美名。

他与刘绍棠、浩然一起，从创作、评论、记忆三个维度，共同构筑了通州运河文化的完整精神版图。

附录

李希凡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核心，在红学研究、当代文学评论、理论体系构建、批评范式革新四大领域做出了系统性、开创性贡献，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学批评的走向。

一、红学研究：开创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新范式（最核心贡献）

1. 发起“红学革命”，重塑研究方向

1954年，与蓝翎合著《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批判俞平伯等“新红学”的形式主义、琐碎考证，主张从社会历史、阶级关系、现实主义角度解读《红楼梦》。

这一观点获毛泽东肯定，引发全国性学术讨论，彻底改变红学研究格局，将《红楼梦》定位为深刻反映封建社会的现实主义杰作。

2. 构建系统的红学批评体系

出版《红楼梦评论集》《论〈红楼梦〉艺术形象的创造》等著作，系统分析《红楼梦》的主题思想、人物塑造、艺术结构、语言特色。对60余位红楼人物进行深度剖析，开创人物形象社会学分析的经典范式，成为后世红学研究的基础框架。

3. 推动红学学术规范化与普及化

与冯其庸共同主编《红楼梦大辞典》《红楼梦学刊》，搭建权威学术平台，确立红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

以唯物史观取代唯心主义考证，实现红学研究方法论的根本变革。

二、当代文学评论：塑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批评标准

1. 为“十七年文学”经典“立传”

对《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红岩》《林海雪原》等几乎所有重要长篇小说撰写评论，确立其经典地位与文学史价值。

以人民性、现实主义、典型化为标尺，评价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形成权威的当代文学评价体系。

2. 深度介入文艺论争，引领批评方向

参与阿Q问题、历史剧创作、戏曲推陈出新等重大文艺论争，坚守现实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立场。

强调文学社会功能与教育意义，为当代文学创作提供理论指引与价值判断。

3. 鲁迅研究：承继现实主义批评传统

出版《〈呐喊〉〈彷徨〉的思想与艺术》等专著，系统阐释鲁迅的思想发展、艺术成就与现实意义。将鲁迅精神与现实主义批评相结合，丰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理论资源。

三、理论体系：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1. 确立核心批评原则

坚持文学与社会历史的统一，反对脱离时代的纯形式研究。

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强调“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结合”。

坚持人民立场，关注作品的人民性与现实关怀。

2. 打通古今，构建整体文学史观

研究贯通古典、现代、当代文学，将《红楼梦》、鲁迅、当代现实主义创作纳入统一的现实主义文学谱系。

主编《中华艺术通史》，将文学批评置于中国文化与艺术发展的宏观视野中。

四、批评品格：树立独立、求真的批评家风范

1. 坚守学术良知，敢于直言

不懂恭维，有缺点就提”，在历次论争中不随波逐流，保持批评的独立性与批判性。

2. 理论与实践结合，批评与创作互动

长期在《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工作，将学术研究与现实批评紧密结合，影响广泛。

以批评引导创作、规范创作、提升创作，成为创作与理论之间的桥梁。

五、历史定位与影响总结

方法论革新者：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系统运用于中国文学研究，开创社会历史批评的主流范式。

学科奠基人：在红学、当代文学评论、鲁迅研究等领域建立学术规范与学科体系。

时代批评家：深度参与20世纪中国文艺进程，其批评标准深刻影响了几代作家与读者。

文化传承者：以现实主义与人民性为核心，守护并发展了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

简言之，李希凡以理论勇气、学术功力与人格力量，将中国文学批评从传统考证引向社会历史分析，从个人趣味引向人民立场，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化、科学化、中国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高占祥，1935年11月7日至2022年12月9日，北京通县郝家府村作家、诗人、文艺评论家、书法家、摄影家。曾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文化部常务副部长、中国文联党组书记、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燕塘诗社副社长、中国名人工委主席、中国国际标准舞总会名誉会长。2022年12月9日，高占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高占祥是大运河文化哺育下的文化奇人，他亦官亦文，官做到正部级。是中国领导文化工作的高级官员，文呢，诗歌、绘画、摄影、书法、舞蹈、小说。公共文化等领域都有建树，是个闻名中外的大艺术家。我想像这样的奇人在中国恐怕也不多见。

季羡林先生对他做出这样的评价：“他为高官，为显宦，为诗人，为学者，为这为那，不知有多少为他能文能画，能摄影，能管理，能交友，能这能那。又不知道有多少能。这一些为与能就使他进入诗人，就使他。进入奇人传，进入无双谱，就形成了高占祥现象”。作家杨沫呢，也写下这样一段文字:“占祥同志最使我亲近的是他在繁重的领导工作之余，仍在奋力笔耕。他不仅是一位对文化领导业务认真钻研、有成就的领导，而且对文学、诗歌、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美术门类都有丰富的知识，有自己的见地”。高占祥作为通州本土成长的文化大家，以诗歌、书法、序跋、文化活动与顶层推动，从精神引领、艺术呈现、记忆留存、传播推广四大维度，为运河文化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能与艺术活力，是运河文化的精神旗手与传播大使。

一、核心定位：运河文化的“精神旗手与传播大使”

生于通州、长于运河边，自号“运河之子”，一生以弘扬运河文化、反哺家乡为己任。

身份多元：作家、诗人、书法家、文化领导者，以高位影响力+本土情怀+艺术创作，形成对运河文化的全方位、立体化贡献。

与刘绍棠（乡土书写）、浩然（时代记录）、李希凡（理论评论）互补，构成通州运河文化“创作—评论—传播—引领”的完整生态。

二、对运河文化的五大核心贡献

1. 诗歌创作：以诗铸魂，书写运河精神

《咏荷诗五百首》：以通州运河莲花池、荷花为核心意象，借荷喻运河之清、雅、韧、和，将运河自然景观升华为民族精神符号。

乡土怀乡诗：大量诗作追忆通州运河古城、燃灯塔、漕运码头、市井风情，以深情笔触留存运河乡愁，成为运河文化的情感纽带。

文化主题诗：为《古运回望图》等运河艺术作品题诗，以诗赋能，提升运河文化的艺术高度与精神内涵。

2. 书法艺术：以墨传韵，定格运河风华

为通州运河地标、文化场馆、艺术长卷题写匾额、序跋、碑记，如为《古运回望图》作前言，笔墨间尽显运河文脉的厚重与灵动。

书法作品“运河主题”鲜明，将运河意象、通州风物、家国情怀融为一体，成为运河文化的视觉名片，被多地收藏与展示。

以书法大家的影响力，让运河文化走出通州、走向全国，提升其艺术辨识度。

3. 序跋与文论：以文立论，提升运河文化价值

为《古运回望图》《大运长河》等运河文化典籍、艺术作品作序，高屋建瓴地阐释运河文化的历史意义、艺术价值与当代使命。

在文化论述中，反复强调运河是中华民族的“流动文脉”，是通州的根与魂，为运河文化定调、立位、赋能。

以文化领导者的权威视角，将通州运河文化纳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系，提升其全国性文化地位。

4. 文化活动与展览：以展聚气，活化运河记忆

推动举办“运河之子高占祥回乡汇报展”，设运河之子足迹、书画、木刻、摄影四大板块，系统展示运河文化与个人艺术生涯的深度融合，成为通州运河文化的重要展示窗口。

以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身份，主导或支持大运河文化论坛、艺术创作、遗产保护等全国性活动，为运河文化搭建国家级传播平台。

倡导“万里采风”等文化工程，鼓励艺术家深入运河、书写运河，催生大量运河主题文艺作品。

5. 顶层推动与家乡反哺：以位兴乡，赋能运河发展

作为文化部、中国文联高层领导，在国家文化政策、文化工程中，为通州运河文化、大运河遗产保护争取资源与支持。

退休后深耕家乡，为通州大运河文化建设、城市副中心文化定位建言献策，推动运河文化与城市发展深度融合。

以“运河之子”的名人效应，成为通州运河文化的形象代言人，极大提升了通州作为运河首埠的文化影响力与美誉度。

三、与刘绍棠、浩然、李希凡的角色对比

刘绍棠乡土小说家书写运河民俗、人情、乡土根脉运河文化的歌者

浩然、时代小说家记录运河农村的时代变革与生活、运河文化的史官

李希凡、文学评论家、理论评论、记忆留存、学术引领、运河文化的评论者

高占祥以诗人/书法家/文化领导者 ；诗歌铸魂、书法传韵、序跋立论、活动传播、顶层推动 ，运河文化的旗手与大使

四、深远影响总结

1. 精神层面：以荷为媒、以诗为魂，提炼出清、和、韧、雅的运河精神，为运河文化注入强大的精神内核。

2. 艺术层面：以诗、书、文三位一体的艺术创作，为运河文化提供了高雅的艺术表达范式，丰富了运河文化的艺术形态。

3. 传播层面：以高位影响力与名人效应，将通州运河文化从地方文化推向全国视野，成为运河文化最有力的传播者。

4. 发展层面：以顶层设计与家乡反哺，为运河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产业发展、城市文化建设提供了关键支持与方向指引。

简言之，高占祥以“运河之子”的赤子之心，用诗、书、文、行，为运河文化铸魂、传韵、立位、扬名，是连接运河历史与当代、通州本土与全国的关键文化桥梁。

房树民以“荷花淀派”的诗性笔法与纪实文学的公信力，为通州运河文化完成了乡土根脉的文学定型、集体记忆的纪实保存与精神气质的范式输出，其影响贯穿题材建构、传播接受与当代转化三个层面，成为通州运河文学传统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一、作家与创作背景：运河之子的双重笔墨

房树民是北京通州张家湾大辛庄人，1935年生，1946年归乡，先后就读于潞河中学、通县师范，青年时期即投身写作。他与刘绍棠同受孙犁影响，同为“荷花淀派”代表作家，1955年出版首部小说集《诞生》，早于记者身份形成乡土写作底色。其创作以通州运河两岸的乡土社会为核心场域，小说集《九月的田野》《樱桃园村》《雪打灯》扎根潞河两岸的村庄、码头与田野；报告文学以《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合作）、《向秀丽》（合作）等确立全国性影响。这种“小说写乡土肌理+报告文学写时代精神”的双重路径，恰好对应通州运河文化“漕运遗产+百姓生活”的双重属性。

二、小说对通州运河文化的核心影响

1. 题材奠基：确立“运河乡土”的文学地理坐标

房树民以通州为原点，将运河的水利—漕运—聚落体系转化为文学空间，聚焦张家湾码头、潞河沿岸村落、仓廒与河工社群，把“运河边的中国”落实为可感的通州故事。其荷花淀派风格以清新诗性写就运河日常，使通州从“漕运节点”升级为“文学地标”，为后世运河书写提供了通州样本。

2. 形象塑造：定格运河百姓的精神图谱

他笔下的农民、教师、基层干部与河工，构成通州运河的“人物群像”，既保留北方运河的刚健，又有荷花淀派的温情。这些人物承载着“通济天下”的包容、“靠水吃水”的坚韧与邻里互助的伦理，成为通州运河集体性格的文学象征，让“运河人家”的精神有了可传承的载体。

3. 美学赋能：形成“潞河诗学”的表达范式

其小说以白描淡彩写风物、以抒情笔调写人心，将燃灯塔、潞河烟柳、漕船帆影、苇荡等符号转化为文学意象，形成“潞河诗学”的稳定表达。这种美学风格让通州运河文化突破地域，成为兼具北方雄浑与江南灵秀的审美对象，提升了运河文化的文学辨识度。

三、报告文学对通州运河文化的延伸影响

1. 纪实公信力：为运河精神注入时代合法性

虽非全部以运河为题材，但房树民的报告文学以真实叙事与全国传播，将“运河边的担当”升华为时代精神。这种纪实传统反哺通州，让运河文化从“乡土记忆”升级为“国家叙事”的一部分，为通州运河精神的当代传播提供了公信力支撑。

2. 传播辐射：扩大通州运河的全国影响力

《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等作品的全民传播，让“通州作家”的身份与运河文化绑定，形成“从通州出发的纪实写作”品牌。这种辐射效应使通州运河文化突破地域，进入全国读者的认知体系，为后来的运河申遗、文旅开发奠定了传播基础。

3. 文体示范：推动运河文化的跨体裁书写

房树民兼顾文学与新闻的实践，为通州培育了“纪实+乡土”的写作传统，影响了后续作家以散文、报告文学、非虚构作品记录运河变迁。这一传统让运河文化的传播突破小说，形成多文体协同的格局，适配当代遗产传播的多元需求。

四、综合影响与当代价值

1. 文学史定位：与刘绍棠共同构建“通州运河文学双子星”格局，夯实了通州作为“中国文学艺术之乡”的运河文学根基。

2. 文化传承：其作品成为通州运河文化的活态文献，为非遗保护、博物馆展陈、地方教材编写提供了文学素材，让“文字中的运河”转化为可体验的文化产品。

3. 当代转化：为副中心建设中的运河文化塑造提供了精神资源，其笔下的“包容、坚韧、通济”精神，成为通州从“漕运咽喉”向“运河城市客厅”转型的文化内核。

五、结语

房树民以小说为通州运河文化立心塑形，以报告文学为其传声赋能，既守住了“运河乡土”的根脉，又拓展了“运河精神”的边界。其创作不仅是通州运河文化的文学源头，更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精神桥梁，为今日副中心传承运河文脉、建设文化地标提供了永不枯竭的文学滋养。房树民以“荷花淀派”的诗性笔法与纪实文学的公信力，为通州运河文化完成了乡土根脉的文学定型、集体记忆的纪实保存与精神气质的范式输出，其影响贯穿题材建构、传播接受与当代转化三个层面，成为通州运河文学传统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总之，通州第一代作家群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有着极高的地位，他们为丰富、弘扬运河文化做出了贡献；也为第二代、第三代作家奠定了基础，准备了条件。如今，北京城市副中心在如火如荼地建设着。作家们，文学爱好者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此文是2025年一篇演讲稿，现在丰富了一些。但是要把它写成文章还要下很大的功夫。那么第二代、第三代作家呢，他们赶上好时代，他们思维敏捷，视野更开阔，他们对文学的理解，更接近文学的本质了。他们的有些作品，无论是语言、叙事方式、情节结构、人物等，甚至超过了第一代作家，这是我们的荣耀，也是运河文化底气和光荣，至于新通州作家，他们智慧和汗水也融进运河文化中，如沈俊峰，他担任《运河》的执行主编，他就像在烈日下或蒙蒙细雨中头带斗笠辛勤耕耘的农民，扶持培育通州的文学作者，刊物办得质朴大气；散文写得漂亮，滋润着我们灵魂，为通州的作家们打开新窗口；韩静慧呢，她用独特视角审视运河文化，营造浓浓的艺术氛围，为运河文化注入新的活力。总之，我希望通州新老作家们，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中，取得新的成绩。我们期待着！

2026年7月24日，郑建山又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