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马启代已走过四十年的诗歌创作历程。这在一个祥和的时代，无疑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但若在一个不祥的时代，则需要依靠内心的良知去坚守。马启代就是这样的一个坚守者。他说，“我在文字里避难，随时可做证人。”①可见他并不是一个诗歌的趣味主义者，他的诗歌创作并非出于单纯的趣味，而是很大程度上源自内心的良知。尽管趣味是他早期诗歌创作的驱动力，因爱诗而写诗，也因写诗而靠近中外历史上那些伟大的诗歌心灵，又因这种靠近而发生心灵上的碰撞，这使他对诗歌创作的理解逐步深化，最后归结到“为良心写作”这一创作路径上来。显然，他对诗歌的理解带有启蒙主义文学的特征，他更多的是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中辨认诗歌创作的价值，而不是从纯然个人的趣味上去理解诗歌的意义。诗人在文字里避难，这是一种何其酷烈的心灵图景，而诗人决意随时可做证人，这又是一种何其执着的良知的体现。马启代是“良知诗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也许把良知与诗学并列在一起，并不能构成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诗学范畴，但对马启代来说，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他一再强调，“写作就是对良知的不断提醒和拷问”，②这是他在四十年的创作历程中所信守的一个准则。良知意味着社会责任，意味着清晰辨认诗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在他看来，诗人不应该自甘平庸，作为社会的一个分子，诗人应该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确认自身的责任，用自己的文字去为社会呼救，去为被侮辱的人争取尊严，把促进人成为人作为一项正当的事业。良知也意味着一位诗人把诗歌作为艺术的责任感，良知不是外在于诗歌，而是包含在一位诗人的艺术掌握中。在他看来，一位诗人的社会责任感应该忠实于他的内心，并通过艺术的方式表达出来，而不是把艺术作为表达社会责任感的附件，艺术与良知应该统一于诗歌的艺术完整性中，统一于诗歌的整体形式中。在诗歌的艺术标准上，马启代倡导诗歌的“繁复美学”，认为诗歌创作应该坚守艺术底线，诗人应该“具备強大的艺术自觉和理论素养”，“在新汉诗的本体探索上做一些艰苦卓绝的努力”。③可见，马启代的“良知诗学”并不只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见证与记录，更是新诗本体探索意义上的艺术自觉与艺术建构，艺术与良知统一于其诗歌的深层结构中。在马启代的创作历程中，“良知诗学”既是他的创作初衷，也是他始终坚守的创作原则。他的诗歌主张和他的创作实践始终统一于他的自觉追求中，作为一位敏锐的现实观察者，他的诗歌具有厚实的生活底蕴，而作为一位执着的艺术探索者，他的诗歌又具有丰富多样的艺术表现方式。这是他作为一位诗人的难能可贵之处。放眼诗坛，有多少所谓诗人提出过多少所谓的艺术主张，五花八门，让人眼花缭乱，但热闹过后，都是一地鸡毛，只见主张，不见作品。马启代是一位有定力的诗人，他的作品即是其主张的实践与见证，是人与文的合一，艺术主张与创作实践的合一，他始终把创作落实在“良知诗学”的基本界面上，这使他的创作显示出鲜明的个人特色。尽管当下的诗歌创作都强调诗人风格之间的差异化，但实际上又呈现出趋同的写作潮流，很多诗人被淹没在这种趋同的写作潮流中。马启代的诗歌因凹显出“良知诗学”的创作主题，较之当下诗坛普遍存在的创作趋同，反而显示出一种特有的精气神。这就是一位诗人的精神标记，是一位诗人从其创作风格中所呈现出来的生动神采，正如诗人庄伟杰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诗人,所荷载的精神和思想力量,所涵盖的艺术和创造价值,是那些‘写诗的人’所不能达到的境界。”④马启代的诗歌充满忧患意识，与中国新诗史上的现实主义创作一脉相承，诗中往往有一种愤怒的底色，这正是其“良知诗学”的一种整体性体现。马启代所理解的现实主义，大约类似于胡风的“心理现实主义”，诗中有一种无畏的灌注强力的击打现实的声响，他并不只是从客观层面描摹现实，也注重诗人个性力量的倾入，往往把自身对于现实的感受赋予一种内含强力的表现形式，“诗人用严肃且苛责的理性视觉看社会，凭善良和尖锐写世间，把世界里的愚昧和无知写得力透纸背，把人间的丑行描述得淋漓尽致，呐喊中叫我们看到诗人的深度诗意考量和创作的求改良的批判和质疑。”⑤他的诗中有一种强烈的心理气息，现实呈现出心理层面上扭曲的一面，却在颠倒中指向现实的非正常秩序，在悖谬中指向对理想主义的热烈追求，颇有胡风所张扬的那种“主观战斗精神”。诗人的主体性凸显在词语的力量上，简直与中国传统诗学中的“温柔敦厚”背道而驰。马启代的诗大都有一种粗粝而强悍的底色，他不是在抚摸现实中怡然自得，而是在解剖现实中捂紧自己的伤口。马启代的诗歌是一种血性写作，他的诗中没有春花秋月的浅唱，没有花前月下的低吟，只见金石之音的铿锵，只见悲悯情怀的赤裸。他的诗具有力之美，读他的诗往往使读者顿生血脉偾张之感。

在诗人的笔下，一滴泪是“血的另一种方程式”，是“火的另一种称谓”，并不只是一种生理现象，也是一个历史学命题，“是一段历史的代表意象”（《一滴泪的诗学分析》）。从一滴泪所呈现出来的血痕中，隐约可以发现历史的某种真相。另一方面，一滴泪的轨迹又是重复着的，历史上是如此，现实中也是如此，这就是一种循环的历史，也是一种现实的循环。对一滴泪的诗学分析，当然是在诗人的想象中进行的，诗中的意象血、火、水等都与泪具有差异性关联，却有某种共通的意义指向，似乎可以说一滴泪是血、火、水混融的综合性效果。一滴泪在一个人的眼眶里始终不干，贯串历史与现实，这就是诗中蕴含的象征意义。这首诗是饱含悲悯意识的，诗人的内心极其沉痛，诗中也隐隐地流露出诗人的愤怒，但诗人的沉痛和愤怒却又不是直接表达出来的，而是通过鲜明的形象感传达出来的。马启代是一位敢于愤怒的诗人，但他更注意诗的表达效果，虽然他的诗并不特别追求诗意的曲折呈现，却非常在意诗意的圆满性呈现。马启代诗歌的力度往往就是在这种诗意的圆满性中体现出来的。历史感、现实性与象征性的融合，良知作为精神内涵与饱满诗意的融合，在马启代的诗中表现为一种显在的风格特征。

在马启代的诗中，经常触及到这些现实民生问题，他以真诚而沉痛的心情描绘大地上蝼蚁般的生存场景，发出底层民众岩石般沉默的声音，具有浮雕般的表达效果。他有一首《吕梁山护工冯五孩》，写一个底层人物在时代辗轧下的命运，在平实而简洁的叙事中，凹显出一种普遍的时代症结。冯五孩这个人物可能有一个原型，但折射在他身上的命运却具有象征意义，诗人的同情在不动声色中流露出来，“无土地，非市民，已脱贫，正等下单雇主/我拉他合影，告知他到鲁可找山东兄弟”。诗中“没有抒情，没有评论，但站在不动声色的诗句后面的，是诗人抑制不住的愤怒、悲哀与忧伤。”⑥马启代说：“真正的文学就是社会和人生不正常时期结出的血痂。”⑦确实如此，他的诗中布满血痂，那是诗人的心灵创痛无法平复而结出来的累累瘢垢。他在《一只蚂蚁的叹息，会让天空为此瞩目好久》中这样写道：

诗中的谭嗣同固然是一个历史人物，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诗人自我形象的转化，诗人借历史人物吐心中块垒，历史与现实的相似性凸显在在巧妙的转换中。诗中似乎激荡着历史的烟云，却又是现实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作为一种精神传统，谭嗣同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历史符号，而是诗人所确认的一个自我化身。这实际上是一种精神传统的延续，也是诗人良知意识的显现。诗人从谭嗣同身上所看到的恰恰是一种现实与历史的对应，而在这种对应中，诗人对历史的感喟包含着对一种精神价值的确认。谭嗣同并没有在历史中死去，当“时代需要有人再死一次”的时候，谭嗣同的精神传人就是那些站在时代前哨位置的人。显然，马启代所确认的精神价值是时代所需要的，是值得一代代人所承传下去的。他写历史，对照的是现实；他写历史人物，对照的是自我心灵。他诗中的对照却不是简单地套用历史事实，而是在诗性的转换中去表达某种寄托，去宣示时代所需要的某种精神价值。

从总体上看，马启代诗歌的主题忠实于他自己的创作主张“为良心写作”，良心、良知是其诗学与创作的关键词，这也是他作为一位现实主义诗人始终恪守的创作准则。同时，马启代在诗歌艺术的追求上，却与传统的现实主义诗人有着某些重大差异，他的诗歌在反映现实的真实之外，更倾向于发掘现实在内心世界所引发的强烈情感风暴，更具诗人的主观色彩。他是一位把现代主义艺术手段成熟地嵌入现实主义诗歌题材的诗人，这使他的诗歌呈现出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混融的风格特色。他的诗中遍布整体象征、多向隐喻、自由联想、悖论、反讽、戏仿等艺术手法，诗中的情境往往既是客观化的呈现，又有偏离客观真实的变形变异，呈现出由世界的复杂性所生成的错乱心灵图景，对称于现代人在时代瞬息万变中惊慌不定的生存状态。这使马启代的诗歌显露出复杂的主题意向。另一方面，马启代的诗歌主题始终有其着力聚焦的视域，这就是良知主题的凝聚，这也是马启代诗歌主题的变而不变，是内聚焦与丰富性的统一。马启代有一首《所有金黄的，我都唤作黄金》，或许从中可以发现他在艺术追求上的别具匠心。全诗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