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节总要有点仪式感，不能只是吃吃喝喝。2026年也就是农历丙午中秋就干了两件大事。所谓大，放在全球视野当然渺小，而就我们一家草民而言就算大。第一件，包粽子。端午节剩下点江米和大黄米，老娘总是念念不忘，终于捱到中秋凑够人手实现了老人家的目标。第二件，收花生。

按照当地更传统的说法应该是刨花生，即用镐头把花生从土里刨出来。鉴于花生种植规模有点小，由10粒花生米生长而成的珍贵的10撮儿（zuǒ＇er），为避免伤及花生荚造成损耗，不能用粗放的刨法，采取铁锹小心翼翼的挖法，故定义为收花生。为啥种这么少呢？主要是受宅院以种菜为主的发展方针所限。就这10撮还是抱着搂草打兔子腊月三十打兔子的心态在偏僻角落种的。

经过半年风雨和不经心的护理，春播十粒种秋收好几十，没数多少颗，反正远超种子数，远超预期，一种丰收的喜悦油然而生。迫不及待煮熟了，给中秋晚宴增添一道下酒菜。

遥想在以棒子面、白薯为主食辅以野菜树叶能将就吃饱的年月，花生是个极美味的食物。花生是生产队集体种植，集体所有。秋天从事与收花生相关的劳动是幸福快乐的。队长当然强调花生是集体财产要交给国家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干活只管干活不能吃，但是队长只有一个脑袋两只眼干活的有几十个，总能逮着机会吃的。

每次刨花生前，总会有好心人悄悄提醒，吃花生别喝凉水，容易窜稀。但我很不幸，一直没有达到过这种境界。可能是吃得少吧，剂量不够毒性也不会发作。不管怎样，那时就喜欢上了吃鲜花生、生花生。

经过层层严格筛选，分离出瘪花生，大喇叭就会通知：三队社员，到场（cháng）院分（瘪）花生了。这天简直就是个节日，终于可以坐在热炕头名正言顺光明正大地吃花生了。于是，一般当晚喝完稀粥，父亲便到堂屋大灶小火紧翻炒花生，我们就坐在炕上咽吐沫。就在眼打架昏昏欲睡之际，花生熟了，那种略带甜香的烟熏糊精味马上驱散瞌睡虫。

不过，吃花生的过程也不怎么光明正大。东西实在太少，总担心有人来串门，不让吧不合适，让吧实在舍不得。为避免尴尬，关掉点电灯或吹灭油灯摸黑吃。瘪花生带有一点甜味，含油率低，吃着香而不腻，我至今还保留着喜欢瘪花生的习惯，有时到市场专门买瘪花生。

除了堂堂正正地吃分到的瘪花生，还有一次吃的机会。为了来年播种，生产队会留下一些花生种。花生种需要剥壳，那时没有机械，就分到各家各户手工操作，按照一定重量比把花生米交回生产队。这时，按照上交比例或可有些余量以及混在其中的瘪花生又能稍稍解解馋。

小学生喜欢炫耀，总有同学裤兜里装一把花生上学，课间吃几颗很是得趣，偶尔赏给要好的同学一两颗得意洋洋。花生米在他们嘴里反复咀嚼，就像反刍动物一样，嚼着嚼着，以至于嘴角挂上白沫，让人羡慕。我有两点不理解，为啥我吃花生嘴角流不出白沫，为啥他们家的花生比我们家多？

上面提到的吃花生属于常规动作，但那一年（忘了哪年，记忆力实在差劲）有一次非常规体验。当年生产队都有个场院，用于脱粒、分拣等初步处理以及暂时储存。花生从地里运到场院把花生荚从秧上脱下来，晾晒，堆放，直至交给国家、分到社员家、送到油坊榨油，这期间需要有人住在那里看护，叫做看场（kān chāng）。那年父亲担负起看场重任，还有一个我称为三大爷的老黄。那天父亲要随份子吃酒，就让我替一晚。天一黑，三大爷就撮（cuō）了一小簸箕花生在灶上烤了起来。真真地足吃了一顿，可谓无限畅吃，以至于第二天嘴里都发臭。

由于食物匮乏，猪肉炖粉条和花生的美味牢牢地渗透进我的味蕾，至今仍然是美味，甚至美于大闸蟹海参鲍鱼（也是吃不起）。关于吃法，因为离开家乡上大学之前从未吃过煮花生，以至于顽固地认为花生就该是干炒或油炸。

我很少油炸花生米，据说吃油太多于健康不利，故以干炒为主。有朋友看我炒的花生黑黢黢糊皴皴卖相很惨，支了好多高招，我概不采纳，我就喜欢这个相貌，美，尤其是带壳干炒的焦糊味更能刺激味蕾以及贫苦之中偶尔幸福的回忆，有时甚至还有“遍地英雄下夕烟”之感。这是否可以说吃的是情怀呢。

一碟花生米，一杯青岛、一杯二锅头、一杯人头马，都挺好。

王革华，1961年生于北京，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员、高级工程师。1984年毕业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同年入读清华大学核能技术研究所管理工程专业，1987年毕业，获工学硕士学位。1987年至2002年在中国农业工程研究设计院工作，曾任能源环保所所长。2002年2月至今在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执教，曾任职副院长。在我国的核能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出版《新能源:人类的必然选择》等科学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