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执行局局长审批发放执行款，一审、二审《刑事判决书》认定书记员“将执行款全部发给申请执行人”，“具有滥用职权的主观故意”，构成“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人们有理由相信：国家领导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法治思想一定能落实到实处。请看：

离谱的刑事诉讼案

这是一起案情简单、是非分明、适用法律并不复杂的普通刑事诉讼案。看罢法院的《刑事审判笔录》和《刑事判决书》等材料，令人匪夷所思。现抛砖引玉，探讨、剖析本案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

（一）

2019年5月20日，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检察院作出《立案决定书》，称：

《刑诉法》第109条规定：“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应当按照管辖范围，立案侦查。”海陵区检察院决定立案时，既没有“发现犯罪事实”，也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

（二 ）

2019年6月18日，海陵区检察院确定泰兴法院书记员郭泽泉为犯罪嫌疑人。6月19日，以其“无固定住处”为由，将其从泰兴羁押到泰州检察机关专门的办案场所“锦园办案区”监视居住。

《刑诉法》第75条规定：“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是，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

（三）

2019年6月24日，海陵区检察院决定对犯罪嫌疑人郭泽泉实施刑事拘留。2019年7月8日，决定对其实施逮捕。郭泽泉失去人身自由后，检察官连续数天，均在十小时以上，逼其自证有罪。

《刑诉法》第55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四 ）

2020年1月13日，海陵区检察院向海陵区法院提起公诉，《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是：

该“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2021年1月22日，海陵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公诉人“就唐建明申请执行唐新民财产案的经过进行举证”：

“2014年7月9日，唐建明提交了三份《申请执行书》，申请执行民事调解书确认的三笔唐新民的钱款。此外，唐建明提交了《申请执行人举证表》，载明唐新民在泰兴市广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有工程款246.3万元。”

“2014年7月10日，唐建明三起申请执行案均立案，承办人为郭泽泉。”

泰兴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先后制作《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民事裁定书》、《执行裁定书》、《协助扣划通知书》。“2014年12月8日,从工行泰兴新区支行强制划扣工程款678550元至泰兴法院账户。”

“2014年12月9日,《划款通知单》、《收条》、《执行案件结案表》各三份显示，泰兴法院在12月8日收到广源公司打款678550元，发还给唐建明。三份划扣通知单审批人均是钱伟民。”

公诉人当庭举证的上述证据，足以证明郭泽泉在执行判决、裁定活动中，履行法定执行职责，《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依法不能成立。审判长“敲击法槌”，宣布“今天庭审到此结束，该案将经过合议后另行择日宣判”。

休庭后，海陵区法院并未依法及时宣判，理由是检察机关认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发现案件事实与起诉书指控的事实不符”。

2021年11月22日，海陵区法院继续开庭审理本案。海陵区检察院未举证任何新的事实和证据。在审判长的提示下，公诉人当庭将原指控的“罪名”从“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变更为“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

“所谓滥用职权，客观方面表现为在执行判决、裁定活动中胡乱地、过度地使用自己的职权”。本罪构成的客观要件是：郭泽泉是否“违反相关规定”，将“执行款人民币66.537万元全部发还给申请执行人唐建明”。

郭泽泉当庭抗辩：变更起诉书指控的“罪名”依法不能成立。我分配在执行局执行实施组，仅负责财产案件的执行，而执行财产的分配和发还由财产处置组负责。我无权发放执行款，也没有办法滥用职权发放执行款，执行款是领导审批发放的。郭泽泉为证明自己无罪，当庭举证了泰兴法院依据最高院、省高院及民诉法相关规定制定的《关于对执行案件实行分段实施管理的规定》。该规定，与检察机关查证的执行局局长钱伟民签字审批发放执行款的《划款通知单》和泰兴法院执行局《执行机构及人员的职责规定》相印证，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锁链。公诉人当庭质证称：“你这个上面没有日期，我没有办法对它做出判断”，“没有权力去做就是超越职权”。

《刑诉法》第51条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第52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然而，公诉人却以“无法作出判断”为由，否认该规定的证明效力，将举证责任强加于被告人。

（五）

案经海陵区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2021年12月14日作出一审判决，认定郭泽泉“直接将扣划的执行款发给唐建明一人，具有滥用职权的行为”，“构成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

《刑事判决书》有以下“亮”点：

1. 证人不出庭。

判决书为“证实”被告人有罪，罗列了十五位证人证言。这些证人证言，均是书面材料，证人未出庭作证。这些证人证言之间相互矛盾，既不能印证《起诉书》的指控，也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如：证人戴登峰、蔡亚西说：执行款发放后，多次找执行局局长要求参与执行款的分配。执行局局长答复：你们“不好参与分配”，“这不是唐新民的唯一财产”。该证人证言恰恰说明执行局局长当时为什么要审批发放执行款。

《刑诉法》第六十一条、六十二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证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2）关键证据不采信。

执行局局长审批发放执行款的《划款通知单》，泰兴法院制定的《关于对执行案件实行分段实施管理的规定》和《执行机构及人员的职责规定》等“关键证据”，判决书均不予采信，也不说明不予采信的理由，且故意歪曲事实、隐匿证据。如果公开执行局局长审批发放执行款的证据，判决书便不能自圆其说。

（3）非法证据不排除。

判决书认定郭泽泉“没有召集债权人开会，也没有制定分配方案”，“将唐新民的工程款发放给唐建明”的犯罪事实，来源于证人王翔的证言，该证人证言是检察官以诱导性发问的手段取得的。

问：“唐新民的系列被执行案件的承办人是谁？”

答：“我知道的唐建明的案件是郭泽泉负责的，其他人我不清楚。”

问：“郭泽泉有无召集你和其他债权人开会？”

答：“没有。”

问：“郭泽泉有无制定分配方案给你？”

答：“没有。”

问：“后来你申请执行唐新民的案件结果如何？”

答：“执行款被郭泽泉都分给了唐新民的一个债权人唐建明，我没有分到一分钱。”

发问的内容涉及到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规范，该证人根本不了解内情，证人证言明显是以非法方式获取的。

又如：找执行局局长钱伟民进行询问；

问：“你任局长期间是如何分工的？”

答：“主持全面工作和执行款物的发还。”“实施组执行完毕后，承办人将卷宗交给综合组进行财产处置，报给我审批。”“最高院规定，款物的发还应该是执行局局长或分管院长审批。我们的案件十分多，执行局局务会决定：10万元以下款物的发还由综合科科长审批，10万元以上的由我负责审批。”“我们从无锡市滨湖区法院学习回来后，制定了相关规定，局里面的人都知道这份文件。”

如果让执行局局长继续陈述规定是如何执行的？就无法推定郭泽泉有罪。于是，检察人员变换询问策略。

问：“后来实际工作中有没有严格按照这份规定执行？”

执行局局长心领神会，答：“实际上没有完全按照这份规定执行。”

检察官接着又问：“实际操作中有没有按照上述所讲的规定执行？”

答：“没有完全按照执行。”

问：“如果形式审查发生错误怎么办？”

答：“责任肯定在我。”

判决书对执行局局长的证言归纳如下：

审批发放执行款，是执行局局长的法定职责，可是“审批只是形式审批”却成为定罪量刑的证据，冠冕堂皇地出现在《刑事判决书》中。

《刑诉法》第56条规定：“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第58条规定：“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

（4）法律适用不正确。

海陵区法院第一次开庭时，公诉机关指控郭泽泉构成“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54条之规定。第二次开庭时，公诉机关指控郭泽泉构成“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仍然认为郭泽泉违反《公务员法》第54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54条规定是：

以该法条，认为郭泽泉“违反相关规定”，对其定罪量刑，适用法律明显错误。

1. 必备要素不明晰。

认定被告人“将执行款人民币66.537万元，全部发给申请执行人唐建明”，其是利用何种手段让执行局局长审批的？动机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滥用的是什么职权？违反的是什么相关规定？《起诉书》不叙述，法院不审查，《判决书》不认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58条规定：“（三）案件事实，包括犯罪的时间、地点、经过、手段、动机、目的、危害后果等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要素。起诉书叙述的指控犯罪事实的必备要素应当明晰、准确。”

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公正是司法灵魂和生命，公正是司法最大的公平。只有提升司法裁判的法律认同、社会认同和情理认同，才能呼应人民期盼，引领法治进步。

厘清上述事实和法律关系，本案刑事诉讼的目的是惩罚犯罪，还是制造冤、假、错案，便一目了然。

愿天下无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