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芳华》的起因，其实太自然了。

我从12岁到25岁都在军队里度过，从小跳舞，后来成了部队的创作员。

《芳华》里的故事，是我的一段青春经历，里面的人物有我从小到大接触的战友们的影子。

大概在四年前，冯小刚导演跟我说：我们俩拍一个文工团的电影吧，你我都是文工团的，我现在特别怀念那段生活。

我说好啊。

他讲了对这部电影的大致想法，我答应先写写看。关于我自己的故事、人物，这部小说一定要发自内心，才能写好。

我想起关于我战友的那些真实的事情，那些给我所谓的纳博科夫式灵感战栗的东西。

我在文工团生活了10年，跳舞跳了8年，后来又当了5年创作员，这段时间，我和战友们住在一起、吃在一起、练功在一起，朝夕相处。

回忆起来，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情景就像昨天刚发生一样，所以，这部《芳华》可以说是最贴近我自己、最贴近我亲身经历的一部小说。

写这个故事，我用了不同于过去我常用的叙述手法和架构，书中有一个人讲述过去的事，这个人很像我自己，但她并不是我。

我用这样的手法来写，其实是想探索新的叙事手法和新的小说结构。

在美国读艺术硕士的时候，我学过各种不同的小说形式，认为形式美和形式的独特，已经能让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成功了，所以，我采用了这样一个新的形式。

第三人称这种写法，我已经有点疲惫了。我写过很多本书，如果要找一个理由说服我自己再多写一本，那叙述方式的创新就是其中一个理由。

读书的时候，曾有一位教授到我们学校来教俄国和欧洲经典小说，他总是挑战我们说：

世界上出了成千上万的小说，你有理由认定你自己写的那本可以出吗？

我常常想到这句话，可能我一生都在回答这个问题，这本《芳华》有诞生的理由。

《芳华》是一个虚构的故事，我在叙述人和我自己之间游离、变换，似乎是真的，又似乎是假的。

占取了一个虚实之间的便宜，所以讲了大量的真话，也讲了很多我对当年的一些战友，尤其是何小曼（电影中的何小萍）这样一个人物的忏悔，以及很多对青春里发生的一些现象的反思。

有很长时间，我一直在想，人群里对一个弱者的迫害欲是从哪里来的，这是我们人性中的一个弱点，也正是由于这样的一个现象，导致了4个女兵不同的命运。

《芳华》的男主人公是那个时代的英雄模范式人物，那个时候，平凡即伟大，每个人帮每个人的忙。

他是英雄，因为他平凡，他平凡到了最不起眼的程度，但是他又是具有美德的人。

一个英雄到底可不可以爱？可不可以爆发一个男性对女性的接触？恰恰是这样的接触改变了我们所有人命运的走向……

这些思考就是我写这部小说的起因、过程。

写完《芳华》以后，我跟小刚导演说：我把小说发给你，但可能这不是你想要的那个文工团的小说，虽然故事是发生在文工团里，但它也写到了人性的弱点。

小刚看完后，非常喜欢，于是我帮他做了电影的编剧。在此之前，我已经很多年不编剧我自己的小说了。

《芳华》电影拍得非常美，我觉得现在看青春爱情片的观众们看后会觉得满足。

我们那个时候的爱情是被禁锢的，男女之间的触碰也是禁锢的，由于禁锢而产生的这种美真的非常动人，会让人感觉，原来任何情感，任何美的东西都是带有一点哀愁的。

冯小刚、黄轩等主创献声《那些花儿》——

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

那些心情在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

如今这里荒草丛生没有了鲜花

好在曾经拥有你们的春秋和冬夏

她们都老了吧　她们在哪里呀

幸运的是我曾陪她们开放

看完电影，《绒花》的旋律在耳边久久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