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是否定之物——戈麦和他的时代”

学术研讨会（上）

主办：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承办：清华大学中文系、清华大学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

时间：2024年12月8日

地点：清华大学蒙民伟人文楼440

嘉宾：西渡、张桃洲、敬文东、张洁宇、冷霜、胡子博、桑克、雷格、姜涛、孙文波、周瓒、李心释、葛胜君、亚思明、孙晓娅、李蓉、王东东、张伟栋、李海鹏、胡桑、冯强、臧棣、蒋浩、杜绿绿、叶丹、伽蓝、刘雅阁、辛北北、郭玉婵、颜炼军、王宝卿、周俊锋、王辰龙、万冲、吴昊、张凯成、罗不青、臧梓洁、康俊（按发言顺序）

西渡：各位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清华大学参加戈麦研讨会。由于准备比较仓促，我们这边招待不周，会议手册没有，会议论文集也没有，因为这么仓促的时间让大家把论文准备出来也有困难，我们这边索性就偷懒了。一般会议都是先印论文集再开会。我想反其道而行，先开会，后出论文集。开完会，大家形成论文，再印论文集。也许这样的论文集品质更有保证。

今年4月《戈麦全集》出版以后，我就一直想开一个研讨会。上月10号北京文联召开了《戈麦全集》研讨会，限于北京文联的性质，只能邀请京内的嘉宾参加，规模也比较小，现在终于能够在清华召开这样一个研讨会，我非常高兴。

说起戈麦的死，到现在还是挺沉重的。戈麦1991年自沉的地方，就在圆明园南边，北大朗润园北边围墙外的万泉河，遗体是在清华园发现的。他哥当时到清华园，觉得死在清华园是戈麦冥冥中的愿望。高中文理分科的时候，戈麦报了文科班，读了一个学期就后悔了。虽然是他自己报的文科，但是受到他哥哥的潜在影响，觉得哥哥希望我报文科，我就报文科吧。戈麦的家庭背着历史的包袱，他家在山东的成分是地主。他报答家庭的心思很重，另一方面又觉得这种报答限制了个人的选择，渴望挣脱。戈麦自己更想学理科，有强烈的愿望转到理科，但是这个愿望没有实现。如果实现了，清华应该是他向往的一个地方。所以，今天在清华召开这个研讨会也是一种缘分。我有时想，戈麦其实很想挣脱他的“天赋之债”——这是臧棣的一个的说法——挣脱诗人的命运。考上北大中文系之后，他又想转经济系。这些都是他挣脱命运的努力。他说，“生活像撕不破的网”，这个“生活”中是包含了命运的力量在内的。到了1987年，“生活自身的水强大地把我推向了创作”。诗人终究敌不过命运的力量。这之后是他四年的天才时间，与兰波的天才时间如出一辙。当然，我说的命运主要不是一种外部的强加，而是内在的要求。一个人要成为一个诗人，是由内部的条件和压力决定的，碰上外部的契机，内部的种子就发芽了。外部的契机就像雨水和光照，生活可以说是土壤。一颗石子不会发芽，但一粒种子碰到合适的条件就会发芽。

我稍微解释一下“精神是否定之物”这个会议题目。这个题目引自戈麦写在中国文学出版社成立35周年纪念笔记本上的一句话。中国文学出版社成立于1951年。戈麦到出版社上班以后，用过很多这种笔记本。在其中的一个笔记本上，戈麦摘录了这句话：“精神是否定之物——黑格尔”。这句话不是黑格尔的原话，而是转引自萨特的《存在与虚无》。萨特是这么说的：“黑格尔在精神是间接性——即否定性——的意义下肯定了精神的自由。”黑格尔谈到精神的否定性的时候说：“精神是这样的力量，不是因为它作为肯定的东西对否定的东西根本不加理睬，……相反，精神所以是这种力量，乃是因为它敢于面对面地正视否定的东西并停留在那里，这就是一种魔力，这种魔力就把否定的东西转化为存在。”黑格尔把否定性视为自我和自我的对象的“灵魂或推动者”。（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序言），戈麦具有一种黑格尔的意义上的独特而强烈的否定气质，一种贯穿性的否定意志。戈麦的诗歌是一种基于否定的诗歌，其中包括与当代诗歌背道而行的对日常性的否定——戈麦的否定当然不止指向日常性，他几乎否定一切既存的东西。他大概会同意我一个朋友的说法，“每一个字都可疑”。当代诗歌在第三代之后，日常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面相。戈麦的写作是与这个面相完全对立的。戈麦的否定性也体现在其向死而生的意志上。黑格尔说，“精神的生活不是害怕死亡而幸免于蹂躏的生活，而是敢于承担死亡并在死亡中得以自存的生活”，戈麦24岁的一生恰可以作为这样一种精神生活的榜样。它的另一面，作为肯定的一面，则是自由。戈麦对自由的强烈向往，似乎和1980年代的年轻人别无两样。但他把这种愿望付诸了生命的实践。这是很少人做到的。我们毕业的时候，他在我的毕业纪念册上的留言是：“是自由，没有免疫的自由/毒害了我们。”我想我们在这样一个题目下来讨论戈麦的诗歌是合适的。

今天会议的易拉宝和海报全都由诗人蒋浩设计。易拉宝在酒店签现场引起了不少往来客人的关注。有人说不认识这个字，同学解释是“否定”的“否”，把“否”字倒过来了，他说“否”字倒过来就应该念“肯”。我觉得这个对话非常有意味，诗的意义就隐含其中。首先诗歌需要有否定的精神，这就是海德格尔说的诗歌源于无，这是由它作为精神生活的性质决定的，但是在否定之后，它更需要肯定。在更本质的意义上，诗是肯定的。它否定那种日常的、习惯的、表面的东西，以便把我们引向本质的、源头的、被遗忘、被遮蔽的东西。这个否定中的肯定，我觉得比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意涵更丰富。它不仅是螺旋式的进化，它是前进，也是后退，用海德格尔的术语，它是一种澄明。澄明人和事物应有的存在，回到它们的根基，回到生命的根基。戈麦会觉得“每一个字都可疑”，但这种怀疑恰恰源于他对绝对肯定的不能挠曲的需求。他曾经问我，除了鲁迅、北岛、卡夫卡、博尔赫斯，还有哪些最绝望的作家？他的绝望也需要这样理解。他渴望绝对。绝对的缺席导致他的绝望。他的否定可以说是从反向接近绝对肯定的努力。

本次会议有两家主办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承办是清华大学中文系和清华大学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这次会议我们把所有的环节都省去了，没有请任何领导，后来发现不对，我们有领导，我们主办单位之一——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的院长张桃洲教授就在现场，所以我们并不是无组织、无纪律。

   我介绍一下今天会议的四位主持人。第一场的主持人是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张桃洲；第二场的主持人是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敬文东；第三场的主持人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洁宇；第四场的主持人是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冷霜。

   为什么选他们四个来做主持人，不是他们四个年纪大、地位尊贵，而是我剥夺了他们发言的机会，因为上次北京文联的会议他们都参加了，就不想让他们继续发言了，所以就把主持的任务交给他们四个。下面我就把话筒交给四位主持人。

张桃洲：时间确实比较紧，我想借主持之便讲几句话。这是咱们今年关于戈麦研讨的第二次会议，第一次会议是在北京文联，那次是一个小规模的会议。今天会议的缘起与《戈麦全集》有密切关系，《戈麦全集》的编纂非常辛苦，西渡付出了很大的心力，也可以说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他也同时推动了两次研讨会的举行，上次研讨会规模小一点，这次规模非常可观，四五十人的会议规模，并且都是诗歌研究界非常活跃，有影响的学者、诗人，应该说非常难得，也非常值得肯定的一件事情。昨天西渡告诉我说首师大文学院是主办单位之一，首师大跟清华人文学院一起主办。非常荣幸以合办的方式参与这样一个盛事。

   下面首先有请《戈麦全集》责编胡子博发言。

胡子博：20世纪90年代初，诗人西渡将他辛苦整理好的戈麦诗集的书稿，交给了漓江出版社出版，当时的责任编辑是漓江出版社现任总编张谦女士，1993年8月，《彗星——戈麦诗集》正式出版，这是戈麦的第一本正式出版的诗集。30年后，西渡老师又将《戈麦全集》的书稿交给了漓江出版社，这是对漓江出版社的信任，也使我有幸成为了《戈麦全集》的责编。

在接到《戈麦全集》的稿子前，我就读过戈麦的诗，对戈麦的诗有一些了解，这次编辑《戈麦全集》的过程，是我进一步深入了解戈麦的创作，以及他的经历和生活的过程。

阅读戈麦的诗歌，给我的最直观的感受是：戈麦的诗歌带有浓郁的象征主义诗歌特征，例如，他在《我感觉一切都已迟了》一诗中写道“我感觉桥下的河水中尸体在漂”，《献给黄昏》中写道“母牛张开鲜红的血皮/一把亮闪闪的钢叉/切开大地甜美的果皮”，等等，这样带有波德莱尔《恶之花》美学风格的诗句俯拾皆是。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在上个世纪90年代对我的诗歌写作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直接颠覆了我的美学观。当然，戈麦并没有止步于象征主义。在戈麦的诗歌中我们还可以发现超现实主义诗歌的影响，例如：《我们背上的污点》一诗中，戈麦把我们背上的污点，比喻为“像无数颗/腐烂的牙齿被塞进一张美丽的口中”；《夜晚，栅栏》中，戈麦写道“夜晚/将栏栅，分割成歌女/碎裂的双眼”；《艺术》一诗中有这样的句子，“器乐蕴含着溺死蜘蛛的梦想”；《梦见美（二）》中写道，“一队雪亮的刺刀走进小鸟的穴巢/一张乖戾的脸缩小到脚趾大小”；戈麦这样写《春天》，“春天，两只老虎/坐在水上//两只老虎/怀抱胸前的白雪/在水上行走”。如此这些，在我看来都是带有超现实主义色彩的诗句。

虽然，我认为戈麦的诗歌受到了超现实主义诗歌的影响，但通过编这本书我才了解，戈麦的诗歌创作方法却不是超现实主义的。戈麦写诗好像是非常理性的，即便是写一首短诗，戈麦也会先列个提纲，把一些构思记下来，或者说提前“规定”下来。读者在《戈麦全集》下卷的《诗歌写作笔记》一章里可以看到戈麦对几首诗的创作构思，了解戈麦的诗歌创作方法。对戈麦的这一写作特点，西渡老师在《戈麦全集》的序言《智性想象、词的繁育术和幻象工程学——戈麦诗歌方法论》一文中也做了重点分析。所以在我看来，戈麦诗歌创作方法的中心点或者说核心点，是极度理性的，但是戈麦通过这个核心点向外发散的语言光线，却是非理性的，想象力肆意飞扬的。因此，戈麦通过理性的创作，却让自己的诗歌具有了非理性的超现实主义的色彩。如果我们把戈麦的这种带有超现实主义色彩的诗歌比喻成是一个想象力奇诡的宫殿，那么，这个带有超现实主义风格的宫殿上的每一块砖头，都是戈麦经过精心的理性思考后才严丝合缝地砌上去的。西渡老师在此书序言的标题上使用了“工程学”这个词，用得非常贴切。

这让我想起一个中国的摇滚乐队——“重塑雕像的权利”。几年前，我在观看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第二季时，初次认识了这个乐队，他们对待音乐的态度，和很多摇滚乐队不同，他们在编曲、排练和正式表演中的表现都是极其理性的，各个方面各个细节都要求必须做到极度精确，不能出现任何意外，可是他们的音乐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却是非理性的，迷幻和狂野的。这种理性和非理性的奇怪组合，使得这个乐队和他们的音乐具有了一种奇妙的魅力。在那年《乐队的夏天》的总决赛中，“重塑雕像的权利”获得了第一名，第二名是来自广东的“五条人”乐队。戈麦的诗歌创作方法，给我的感觉就和“重塑雕像的权利”做音乐的方法很相似。而“五条人”对待音乐的态度和“重塑雕像的权利”就很不一样，他们更强调和重视即兴式表演，特别喜欢临场发挥。我的诗歌写作方式应该说就更类似于每次演出时，脚上都趿拉着一双人字拖的“五条人”。因此，戈麦的诗歌创作方式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也正是因为戈麦的诗歌创作方式和“重塑雕像的权利”乐队的这种相似性，我将诗人戈麦看作是“一个为诗歌重塑雕像的人”。

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内出版有一本后现代主义外国诗歌选集《破碎的主观铜像》，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本诗集，“破碎的主观铜像”这个书名我也非常喜欢。这又让我联想到，我们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观铜像”，近代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破碎”了，现当代中国诗人们前赴后继，就是为了使用现代汉语为汉语诗歌再塑新的“主观铜像”。而戈麦，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具有这种强烈的使命感的诗人中的一个典型代表。我们通过戈麦的诗歌、书信，以及他的写作笔记，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正是这种强烈的使命感，使戈麦自觉地身肩重负，采取了一种义无反顾剧烈燃烧自己的方式献身诗歌，这是一个即便在诗人中也罕见的知行合一、不愿与生活苟且、不愿在社会中随波逐流的理想主义者。

当我第一次拿到《戈麦全集》的样书后，又重头快速翻阅检查了一遍全集。一些诗句，一些文章，一些有关戈麦的生活经历，再次在我眼前一页页翻过。书出来了，一个阶段的工作结束了，还算是不辱使命。在这本书中，在戈麦的诗歌中，我不仅看到了象征主义，也看到了戈麦诗歌创作从波德莱尔的象征主义风格，向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风格的变化。戈麦生命的时间轴，如果能够再延长一些，延长到今天，戈麦会创作出更多优秀的诗篇，戈麦的诗歌风格又会发生怎样的演变呢？我猜想，戈麦的诗歌创作或许会从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风格向约翰∙阿什贝利的纽约诗派风格发展吧？但今天，这一切都只能是猜想，这一切都已经成了未知。

戈麦是一个深具赤子之心的诗人，戈麦是一个奋不顾身、倾情燃烧自己的诗人，戈麦是一个值得大家尊敬、值得大家阅读和怀念的诗人。

桑克：我的这篇文章写的是读《戈麦全集》的笔记。我在讲之前先作几个说明，戈麦的手稿。当年戈麦参与撰写的《香港诗歌鉴赏辞典》的稿子交给了我，我交给了黄卓越，这本书没有出版，手稿也下落不明了。戈麦帮我写过一个“德语文学”的提纲，写在绿色横纹纸上，大概有几页，这个手稿后来不见了。可能在北京期间就已经没有了。戈麦送过我一本他们单位出版的闻一多诗集，上面有戈麦写的题词，这本书也不见了。西渡送给我的他俩编每一期《厌世者》，也都没有了。西渡和戈麦有时候一块儿去找我，有时候分别去，如果我不在的话他们就会留纸条，戈麦留的纸条和西渡留的纸条都没有了。这些东西不见了，还有我的一批书也都没有了，至于怎么没有的我也不太清楚，因为当时生活不太安定，搬来搬去的。戈麦的所有手稿，后来西渡托我弟弟带到哈尔滨交给了我，我把所有的手稿都转交给了戈麦的大哥。我接到手稿以后把所有手稿连夜看了，很震惊。我弟弟看到《戈麦全集》出版以后写了一篇文章，谈了手稿的交接状况，如果他不写，这些细节我也忘了。我弟弟也写诗，笔名叫麦芒，和黄亦兵撞车了。

夏天在济南参加活动的时候，和西渡聊天，他希望我能写一篇关于《戈麦全集》的书评，但是我因为琐务缠身实在没时间写就没有答应。但是这件事一直杵在我心里，时时刻刻提醒着我。

《戈麦全集》一出版，我就买了，每天积攒几分钟或者半个小时的时间来读。大多数读诗时间是在夜里，如同戈麦在诗里写到的那个夜晚——

今夜，疏星朗照，太白星横过中天

我，一个中原和北方的漂泊者，亨利·威廉斯，远东的戈麦

在这里，我摒弃了所有的痛苦和忧虑，写下我漫长而宁静的新的生活

（《新生》，见《戈麦全集》上卷第377页）

当年我曾经问过戈麦，亨利·威廉斯是谁，他做出过解释，但却被我忘记了。对我来说，读戈麦的诗始终都是一件长期的事情，它既不是工作，也不是生活。它是一种我用来对抗遗忘的方式，也是一种我和戈麦之间进行心灵秘密交流的方式。它既与诗学有关，但是又有不少诗学之外的因素参与其中。这些年我写过几篇小文章，都是纪念性的，从诗歌的诗学角度讲不重要，但是感情的这些因素比较重要，而且写了好多给戈麦的诗，有些发过，有些没发过，大部分没发过，每年都会写点关于戈麦的诗。我读西渡新编的《戈麦全集》，我原来想跟原来的没什么区别，但是这次发现编法跟以前不一样，增加了校勘的性质。这跟戈麦的写作方式有关系。

   当然，这个事儿我挺佩服西渡，这本书编得特别不容易，当时年轻我也不懂。当年，90年代初的时候我写过遗嘱，我说等我死以后所有的手稿都他管，现在我觉得放弃这个遗嘱，因为他为这个事儿承担的不光是事务性的工作，心理的压力都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我特别能理解他，所以我死以后的事儿就不托给他了，因为这是非常难过的事情。当年戈麦的写作方法跟所有人都不一样，西渡也说过，近乎苛刻的理性工作方式，他写作提纲这种方式，比如说“修远”的计划就贴在宿舍墙上，“修远”这个概念是他特别强调的，他非常有计划性，这跟当年的很多诗人都不一样。比如说我写主要是写个人生活，情感动机居多，我们写的方式是由下而上，有计划性都是很局部的计划，非常小的计划性。戈麦做事设计性非常强，相当于现代主义的艺术工作方案，每一步都有具体的方法，最后有预期的目标，他自己也不愿意说这个事情，第一行、第二行，怎么怎么样，很厉害。当时我想写诗要这么写嘛，还不太理解这个事情，现在我非常理解。

我念一下我的新感想

   戈麦的诗总是按照他的设想形成，从他的头脑中一笔一划走出来并具体呈现在纸面上，其声其色不会有丝毫变形，所以当年我才想不通戈麦的孤绝决定，而现在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猜测是戈麦以自己的一种理性方式强行按压内心深处的种种矛盾及其复杂性。戈麦说，“对诗的解析使我对诗犯了罪过”，我觉得他对这种工作方法有一定的思考。但是当这些矛盾之爆裂最终冲破理性方式的管辖的时候，反而会形成巨大的破坏性。对写作对人生均是如此。所以在我的理解中，尽管戈麦内心如此强悍，但是与他人一样，他始终无法逃脱这种最终的个人精神绝境。如果绝境拥有一个肉体化身的话，那么当年的我就是在它的笼罩之下努力挣扎，而手持理性之戟的戈麦则似乎是在与其进行面对面的生死搏斗。当然这只是我现在的一种猜测而已。不过我也认为，戈麦当年的诗早已显示出部分搏斗迹象，虽然我当时已经有所体会，但是远没有现在体会得这么深，理解得这么深。戈麦曾经在《戈麦自述》（见《戈麦全集》下卷第190页）里，以第三者的口吻（戴着第三者的面具）引述戈麦自己的话说（这种方式来自博尔赫斯）：“他说：‘遇到过不下去、忍不下去的时候，闭一下眼，就等于又活了过来。’”这招儿对戈麦自己其实并不管用，但是我倒是很想尝试尝试这招儿。最后，引用戈麦的一段诗，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诗。

向死亡开刀，手术的过程会进行得很慢

仿佛病人在开会，而医生在屋外扣门

这个时候某个穴位会提醒传道者

“喂，朝这里说，你就会说到点子上”

我觉得戈麦真的说到点子上了。谢谢大家。

雷格：我今天坐在这儿，更愿意以一个戈麦生前朋友的身份谈论戈麦。我很喜欢今天论坛的题目“精神是否定之物——戈麦和他的时代”，这使得我有一种感受，我就是戈麦的时代的一部分，这里面其实隐含着一种对抗性。戈麦的独特气质在他的时代得以凸显，在某种程度上是他相对于时代的异质性存在决定的。所以我就在想，作为他的时代的一部分，我怎么看戈麦本身的异质性。

在我们那拨一起写诗的朋友中，戈麦的学徒期最短，行进速度最快。我比他低一届，但开始写诗更早，他是后来才开始的。但是他行进的速度就好像他和那个时代并不同步，那是一种加速度的过程。他的独特气质在于，他在写作一开始就是朝着一个非常纯粹的东西去的，而最后所能达成的目标也非常纯粹；感觉上更像是一种炼金术，他在打造纯金的东西。

因为我在做诗歌的推广工作，所以2021年9月24日戈麦辞世30周年那一天，我专门做了一期短视频讲戈麦。那个时候我有一种感受，我是在对我们自己的时代、我们自己的青春岁月做一次祭奠，心里十分空落、难受。不过我也反过来想，30多年过去，戈麦离弃了他的时代，反过来又影响了他后面的时代，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也带有戈麦的印记，我们不断读戈麦的诗，戈麦也在不断地塑造我们，这是一种相互的关系。这个塑造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否定的价值。戈麦是一个非常犀利的人，他在日常生活中也会经常超越大家的见解，对事物给出更深刻的认知，这些认知本身是基于一种怀疑论完成的，在底色上是悲剧性的，实际上呈现了一种否定的力量。他审视事物的方式、他的理解力，导致了他有一种底层的悲观。同为天才诗人，在这一点上他和海子非常不同，从本质上讲，海子是一个乐观的人，而戈麦是一个悲观的人。否定的力量无论在思想还是艺术上都是极有价值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个，我们在写作的初期就很容易陷于一种所谓的“自我感动”。戈麦就完全没有这个东西，他很快地走出了他的学徒期，进入他孤绝的诗学探索。昨天我跟一个朋友讨论所谓青春期写作和一个诗人成熟的问题，也在设想说戈麦如果还在，到今天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朋友问，所谓的成功中年男人不可避免的油腻现象会不会在戈麦身上出现？我想了半天，觉得戈麦大概率不会。

我们在今天谈论戈麦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解决戈麦诗歌的文学史定位问题。对我来说，时间对于戈麦来说可能不是一种束缚性的存在，反而是一个让他超脱的存在。随着时间的沉淀，我们反过来看他30多年前写的作品，会发现他的诗有一种穿透甚至摆脱时空束缚的特质，这是一种极致纯粹，类似于钻石或者黄金的品质。这和戈麦打造他的诗歌艺术的方式有关系。有很多诗他写了很多遍，比如说关于“南方”的主题他写了五六次，每次都改很多，“北风”也写了很多次，“梦见美”也是反复地写。他是在尝试以各种方式直抵纯粹本身，直抵事物的垓心、语言的垓心。我觉得，戈麦就适合这样一种工作方式，一个卓越的匠人，像锻造金属一样反复地锤炼，他写的是纯粹的东西，他是我们时代的一个纯诗诗人。这样一类本质性的诗人，不是里尔克那种类型的诗人，基本不需要从成长中获益，甚至经验、情感和知识也并不构成重要的支撑，他只须持续深入到语言内部，就可以参与它秘密的裂变，并且将这种能量转化为带有神启意味的诗。

最后，我在想我们作为戈麦的时代的一部分应该为戈麦做点什么。从这个角度上讲，让戈麦在当代诗歌中的意义穿透岁月的迷雾中彰显，西渡、陈朝阳、张谦们的工作，包括《戈麦全集》的出版，都极为重要、极为宝贵。因为戈麦诗歌的纯诗特质，它们还是有点难以穿透，我想，为了方便大众对戈麦的理解和认知，我们可能还要做一点基础的工作，比如对戈麦的诗作逐首的解读。如果有10到20首戈麦的名作都有令人信服的解读，那对于确认戈麦作为当代诗歌最重要诗人之一的工作是大有裨益的。

姜涛：我想谈一谈《戈麦全集》的出版对于戈麦研究的意义。这部全集比我想象的还要全，不仅包括诗歌创作，还有书信、笔记、札记。我们可以比较完整看到诗人成长的过程、更多了解他的精神构造，一些特别细微的部分很值得研究，比如说戈麦后期写作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幻象性的写法，看了收录的戈麦的笔记，就会多少有一些理解。在全集的开头还有西渡写的一个很长的序言，应该有四五万字吧？在序言的一开始，西渡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戈麦写作的时间并不是很长，1987-1991年，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会释放这么巨大的语言能量？有这么炫目的写作加速度的现象？这是需要讨论的，不完全是一个个人的问题，可能有很多因素造成了这样的现象。西渡也谈到了，这与80年代当代诗歌整体的迅速成熟相关，还有当时北大诗歌环境的影响，周围很多人都在写作，这些因素都激发了戈麦天才的写作。当然，还有他个人非常内在的、郁积不能释放的精神能量。这种精神能量也是非常矛盾的，热烈又冷峻，充满紧张感，一方面充满了否定性，另一方面这种否定恰恰是一种特别强悍的，生命意志的肯定的表达。这也包括他的虚无感，戈麦的虚无与一种不妥协的态度相关，虚无不是价值的松懈和相对化，反而是一种价值上的捍卫和坚持。我忘了是哪位朋友也可能是我自己用过一个比喻，说读戈麦的诗，特别是读他90年代初的诗，感觉像一块80年代滚烫的热烈的钢铁，一下子被浸到冷水当中，发生很强的内部收缩，剧烈的内部重构。

   后来臧棣写过一首纪念戈麦的诗，那首诗写得很动情，其中包含了一种诗学上的对话。在诗中，臧棣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命题：戈麦最终死于“金蝉不能脱壳”，要理解80到90年代诗歌的转换，诗歌是不是能从各种语言的、价值的本体论中脱壳而出，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命题。但这个命题不能简单在一个顺畅，顺滑的逻辑中去理解，比如认为“不脱壳”和“脱壳”之间有种线性的演进，脱壳之后语言就会更为自由之类。我觉得不能这么理解，要把握戈麦和他的时代的意义，恰恰要回到那个“金蝉不能脱壳”的精神状况中，感知他承受的压力，他的内在能量。像海子、骆一禾、戈麦这样的诗人，他们不单是诗歌写作者，他们同时也是那个时代中非常重要的精神和思想个体，要重新激活他们留下的精神遗产，要了解他们的写作和置身的时代的关系，可能要在文本分析、观念讨论等传统诗歌研究的方式之外，需要引入精神史的维度。我觉得《戈麦全集》以及前两年《骆一禾情书集》的出版，都可能会为当代诗歌研究带来一些新的视野、新的可能性。

比如，读这部《戈麦全集》，我自己感触最多的反而不是诗，而是戈麦和他大哥之间的通信以及大哥写的长篇回忆。可能我对戈麦的诗更熟悉，这些书信和大哥的文章，反倒能帮助我理解了戈麦的成长历程和他的精神结构的生成。戈麦的成长经验很特别，他的大哥对他有很深的影响。实际上，戈麦的大哥也是一个六七十年代很特别的精神个体，他参加工作很早，家庭负担很重，据他自己的回忆，当年在一个偏僻的马场他接触到了一些来自北京的知青，这些知青对他影响很大，让他在一个不好的环境中有特别强的上进心和求知欲，也养成了对知识、文化的热爱。后来他带着弟弟、妹妹搞了一个乐队，以自己的方式教育弟妹，这些早年的教育可能比较深刻塑造了戈麦的精神气质和心理结构，一方面造就了他的早慧，他的坚韧，严峻的精神气质和不屈于环境和命运的态度；另一方面，也让戈麦从小时候就承受非常多的压力，一些儿童的天性可能被压抑了。这些经验在戈麦给哥哥的书信中都有写到，比如，1987年10月18日，戈麦在给大哥的信中，就认为大哥有非常重的儒家的道德感，这里面能看到大学时代的戈麦，他大哥带给自己的影响是有反思的。在1987年11月11日的信中，他的表达更明确了一些，他说：“生命是一个劳累的过程，从小学起我就俨然有一种成才的使命感，我常引以为骄傲。”这个话说的特别沉痛，从小就开始觉得生命是很严肃的，因为有使命感，生命在他的感受中，也变成了一种艰苦的劳役。后面，戈麦还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他说“如果没有这样的理想主义就没有今天的我，而且这个理想主义是哥哥给我的。”戈麦在这里，是要对自己的大哥，要对自己的精神来源，做非常深入的分析，而且做了一种判断，他说这种“理想主义确切地说是个人理想主义”，这个判断是意味深长的。

怎么来理解呢？理想主义是20世纪中国非常重要的精神资源，但是这份资源要真正能落地展开，需要一些前提，比如说要有一个共同的历史远景，要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坚定信念，但在这些远景和信念可能都被抽空的时代，对于年轻的戈麦而言，也包括对他大哥而言，理想主义的能量只能被压缩在个人的奋斗中，压缩在一种“修远”的生命理解和艺术理解中。“修远”，是骆一禾和戈麦都关注的精神命题。在戈麦对语言的狂热，对世界的决绝态度中，我们都能感觉到他所讲的理想主义能量的某种转化或释放。特别在八九十年代的氛围当中，诗歌恰恰是一项孤绝的、值得让人奋不顾身的事业，因而特别能够吸纳个人理想主义或“修远”的能量。当这些“修远”的能量没有更大或更现实的展开视野，而完全被挤压在诗歌写作当中当然会带来一种极强的精神强度和语言加速度。怎么理解这种由个人理想主义转化而来的“修远”能量？如何看待这些能量被完全挤压在个体语言之后的后果乃至可能的限制和悲剧，这样的问题都需要在精神史的层面做更多的讨论。

孙文波：参加纪念戈麦这个活动感到很荣幸。首先谈一谈对这本书出版的感受，当时西渡把书寄给我，拿到以后第一感觉是特别沉甸甸的两本书，看了具体的内容以后觉得能做出这么一本书，西渡所做的工作的确是特别不容易，包括他对每一首诗的校对，既烦琐又细致，而且还需要去考据，花费了很大精力。所以我对这本书的出版表示祝贺。后来我又大体上读了一下戈麦的诗。正像大家说的，戈麦的写作时间很短，从1987年到1991年，短短的几年时间。按照顺序来读，的确能够看到戈麦的写作成熟度是以几何式翻倍的状态出现的，尤其他1991年的诗歌量特别大，包括写作篇幅也比较长。戈麦特别关注于绝对的东西，对具体事情也总要究其究竟。读戈麦的这些诗让我想到了他和后面诗歌的关系。我觉得他的诗歌带有一种绝对性，这种绝对性要怎么理解呢？这里需要说到的是他关于阿根廷诗人、小说家博尔赫斯专门写过一篇文章，从这篇文章里看得出来他对博尔赫斯的诗歌和小说，包括博尔赫斯的思想方法以及关注事物的方式都特别赞赏。后来我发现他后期诗歌对问题的关注方式上和博尔赫斯有类似之处，他们都关心一种绝对的东西，想撕开事物的表面对事情的本质问一个究竟的那种东西。所以表面上看，他的诗歌没有针对什么具体的事物说话，比如说他写大风、浮云、雨，其实他并不是具体的谈论大雨、狂雨、暴雨，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风，而是这个风在他那里就是一种象征着某种向度的精神状况。他在这样一种写作中所抵达的精神向度的确达到了很高的程度。我看到有一首关于死亡的诗；这首诗在这本书里排在最后，感觉好像是他的绝笔。这首诗谈论死亡，但不是具体的死，而是关于死的形而上问题。所以这个诗里面的死，比如说“逻辑哲学中关于一个函数存在于几何学的结论，可以为后人提供一个生活的样式”，用的是学术名词，或者是学术概括词。我当时读到这里的时候觉得挺突然的，而且挺有趣的。他其实在谈论死亡的时候已经把死亡形而上了，这样的一种谈论法和其他人的谈论法完全不一样。是来自他对死亡的纯粹思考。让人读后很感慨。最后，我读完这本诗集最大的感受是虽然戈麦是90年代初期或者说80年代北大诗歌圈子里面出来的诗人，但他和西渡这些朋友们的写作走向确实存在很大差异。而且方向上好像有一种独立的偏移，所以他的独立性在当时包括西渡他们自己也感受到了，他的独立性当时就呈现得特别明确，而且他的决绝，所谓的精神的否定，不管否定的是什么，都有一种在探究事物的内在秘密的努力。这种努力不管最后达到的效果怎么样，这是戈麦很重要的一个特征。还有一点就是，他和海子的那种爆发式的，带有狂躁性质，最后在死之前呈现出来的疯狂样态又不一样。因为他没有海子写《太阳·七部书》那种近乎于嚎叫、撕扯、拼尽全力的那种东西。他的诗歌，他的作品还是很稳定的，他的诗歌的平稳性仍然让我感觉到他在很冷静的做着和诗歌有关的事情。为什么他的死亡会给他的朋友造成更突然，更难以理解，更震惊的效果，因为在他的诗歌中你看不出来有一种精神分裂或者是精神狂躁的东西，而是非常冷静的在那里谈论个体对生活的清晰认识。

周瓒：非常荣幸参加“精神是否定之物——戈麦和他的时代”研讨会。我也参加过2012年6月8日西渡组织、桃洲主持的那场戈麦研讨会。西渡在《戈麦全集》的长篇代序中，对戈麦的诗歌写作进行的梳理和评价，让我受益匪浅。我想沿着他论文里提到的“元素诗”做一次延伸考察。西渡根据戈麦不同时期的诗歌写作倾向归纳了“元素诗”概念，并称约有28首左右，也论述了戈麦元素诗的来源和未完成性。我之所以对此感兴趣，正因戈麦对这一类型的探索和他未完成的遗憾。

如何定义元素诗，从海子、骆一禾到戈麦的写作，考察元素诗在汉语当中的可能性和限度，以及元素诗可以通向何方，是我思考元素诗的几个面向。我的设想是通过与原型诗、幻象诗的关系，结合戈麦的写作来定义元素诗。从这个角度我不同意西渡在论文里的归纳，好像戈麦的写作有一个从元素诗向幻象诗递进的线索。戈麦的元素诗是可以单独拿出来论述的，当然也可以从元素诗和咏物诗（从里尔克那儿），或者从与戈麦喜欢的博尔赫斯的诗歌加以比较来说明。元素诗的个人性或者元素诗的意味，元素诗和语言的关系也是我关注的问题。

为什么说戈麦元素诗失败了呢？因为戈麦把他后期写的元素诗摒弃了。戈麦元素诗的失败与什么相关？我认为跟现代汉语在那个时期过渡性的限度有关。这一点我也与西渡提到那个时期汉语已相当成熟的观点不同。失败之意可能意味着海子、骆一禾和戈麦已经为诗歌写作付出了生命和经验的代价，但是于诗歌而言，他们留下的诗，包括元素诗在内依然生长着，而这也是我们今天仍需要讨论甚至继续写作元素诗的原因之一。

海子、骆一禾与戈麦的元素诗均与鲜明的时代图景（视觉文化）有关。根据文化常识，构成世界的基本元素有诸如金、木、水、火、土等。我们看到，三位诗人均自觉地尝试在世俗图景中想象这些元素，这些想象不是纯自然的，而是带有鲜明的时代文化特质。他们的选择既是审慎的，区别于“第三代诗人”所谓文化史诗的尝试，同时也是可靠的，它回到语言的存在命名功能。戈麦元素诗中，风、土、金、火占主要部分，因为在他的眼中，存在的隐喻载体不是如骆一禾的血、水，或海子的土与火。戈麦的元素是风、土、金、火，通向的是死亡与对抗的力量，而水可能代表了死亡。摆脱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的元素符号系统的影响和束缚正是现代诗人的工作。三位诗人提供了可贵的尝试，他们都善于将元素构造为经验与超验的象征体。

我想强调“风”和“金”在戈麦元素诗中的独特构造力。火与土的元素诗已被西渡做了很好的阐释，比如风的元素诗代表作有《北风（一）》《北风（二）》《浮云》《沧海》《大风》，金的元素诗，代表作有《铁》《黄金》《老虎》等。元素诗不是题材意义上的诗类型，而词语进入存在的领跑者，是一种象征主义诗歌的实验文类。我们看到，在戈麦那里，风的载体是浮云、沧海，金的载体则是铁、黄金和老虎。西渡认为《铁》是一首令人费解的元素诗，但如果从诗歌语言的形式特征、通感、对比、经验的个体性角度诠释《铁》，它就不再是不可解读的。

李心释：首先给大家读一首戈麦的诗。《界限》：

发现我的，是一本书；是不可能的。

飞是不可能的。

居住在一家核桃的内部，是不可能的。

三根弦的吉他是不可能的。

让田野装满痛苦，是不可能的。

双倍的激情是不可能的。

忘却词汇，是不可能的。

留，是不可能的。

和上帝一起宵夜，是不可能的。

死是不可能的。

我对戈麦的理解是通过“不可能”这个关键词来看的。戈麦的自述里讲到他偏爱不可能的事物。什么是不可能？一个是相对于现实的不可能，一个就是死亡。在现实里不可能的，在写作里什么都可能，或在另外一种形态里出现可能。而死亡的不可能是终极性的。我们了解海德格尔哲学的话，就知道为什么是“向死而生”，当我们面对死亡的不可能时，肯定会思考人为什么要活着，怎么活着。正是因为死亡，生命才有了一切的可能性。其实这中间还有一环逻辑，即人的思考是一个面向存在真理的努力，但真理由于死亡而不可能来到人生里，由于真理的缺席，有限者就只能在可能性里生存，因此，“不可能”映照出来的是无限的可能性。从死亡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不可能和可能之间产生的这种张力，也就是海德格尔说的“不可能的可能性”。

戈麦应该是熟悉西方哲学要义的。西方传统哲学认为人有两个本质特征，一个是有死亡能力，一个是会言说。这刚好对应于戈麦的人生与诗歌追求，对于人生，他以自沉投入死亡之不可能；对于诗歌，他以抛弃诗稿拥抱语言之不可能。他的最终行为终止了“不可能的可能性”张力，反转为“可能的不可能性”。无论死亡或语言，都有一种内在的不可能性，死亡带来终止，人不可能与死亡建立真正的关系，语言对事物的否定也永远回不去。“不可能的可能性”与“可能的不可能性”是一体两面的雅努斯面孔，两面之间是个张力，缺一面就不是雅努斯了。戈麦在自述里也表达过这样的张力，比如“戈麦是个文化人，又是一把刺伤文化的匕首”，“他反对双向修远；但他自己一直考虑一种双向修远的道路”。我感觉，天才都有一个共性，就是直接一步到位面对一个他所在领域的终极问题，天才通常会在临界点上逗留，但也是非常危险的。而到今天，也许我们大部分人还不能面对它，所以我们反而是安全的。

从语言这个角度看，实际上戈麦面对的语言是非常让人挫败的对象。我们都知道语言表达事物或者世界的时候，实际上是以概念进行偷换，后者并不在场，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揭示了语言无法抵达事物的这种不可能。以诗歌的方式去揭示语言的失败，那么是不是就变成了否定之否定，又变成一个可能性呢？不一定。为什么？在20世纪里，整个世界的诗人都在想办法破坏语言，都在开掘新的语言的可能性。戈麦也做了域外诗歌中相似的语言实验，结果呢，经过所有可能的努力后，语言之“不可能”仍然像一道不可逾越的墙横亘在前方，一些诗句会变得晦涩，甚至贫瘠。戈麦就像卡夫卡一样，对自己的作品不满意，也不自信，而宁愿选择遗弃。戈麦则更进一步选择投入“不可能”的怀抱。斯坦纳《沉默与诗人》里讲，沉默对于诗人来说是一个致命的诱惑，诗人会想到沉默中寻求庇护。

这就是我想说的，戈麦为什么最终走向自沉可能跟这个“不可能”的体验非常有关系。但是他在四年期间做了惊心动魄的写作探索，尤其是他对超现实主义的亲近。超现实主义对语言的理解是，现实语言里的语词概念之间有着坚硬的界限，应该让语言变成一种流质，打破界限，才可能使语言翻新。那么，这样就会造成语言反对语言的局面。语言能不能反对语言呢？有没有这种可能性？这是个非常让人迷思的问题。超现实主义的语言最终会变得越来越不可理解，这种不可理解的危险直接矗立在诗人的面前。

我从“不可能”这个关键词来理解戈麦，于我心有戚戚焉，因为我自己也在写诗，有的时候确实感觉非常绝望，来自沉默的诱惑声音也有在我心中响起过。这种感觉是我在读戈麦诗歌时，能够进入戈麦诗歌的一个通道。

葛胜君：感谢主办方和承办方。我来自非常偏远的吉林通化，特别能体会到戈麦诗歌当中写到的“在北方荒凉的冻土层，听从风的判决”。因为年龄差距较小，我年少的生活时代与戈麦生活的时代比较接近，戈麦比我大5岁，我似乎能感知到戈麦所遭遇的种种。

我感觉在戈麦心里有一种高傲，或者是单纯，也许是在高傲和单纯之间，我说不好。来的前一天晚上我一直在想这个题目，但最后也没想清楚。日久天长，忽然又觉得戈麦我还得继续研究。

说到戈麦的高傲或单纯有几方面要说，首先感觉他有内敛的沉静。戈麦跟海子真的不一样，十五六年前，我写了一个小文，比较了一下海子和戈麦，这里没有贬低或抬高的意思，我感觉戈麦是隐藏的地火，海子更像奔突的熔岩，海子有汪洋之势，戈麦是内敛的，收得非常好。对比海子和戈麦，可能我更喜欢研究戈麦。喜欢戈麦的程度，就像每次写（其他）论文之前，晚上都要把戈麦的诗拿出来看一遍，寻找语言的感觉，可能是受到海德格尔《荷尔德林两首诗的阐释》的启发，所以每次写论文的时候都看看戈麦的诗，感受一下语言。有时候我感觉他有点自闭，有点偏执，但又不是偏执到说狂话，打诳语，骂人，他不是这样，这种收敛非常好，这形成了语言特有的张力。

戈麦挺孤独的，我一直在读《戈麦诗全编》这本，我觉得读诗获得的感觉最可靠，所以读来读去。我的能力非常有限，《全编》原来是272首（后来知道其中有11首不是他的），就来回地解读，去体会。戈麦显得冷静，他冷静得孤傲、高傲。我也是东北人，我的祖籍也是山东的，戈麦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东北人，他不是那种荒芜大地上的粗犷豪放，也不是那种幽默、声嘶力竭，这些都没有。他给我的印象是“高贵”。刚才有老师说，他研究古希腊神话，似乎言必称神话。其实他对原来那套东西的观念非常小众，他把原来的古希腊神话里的高傲的部分都拿出来了，后来他的幻象，他的抒写显得不接地气了，但是总感觉到又拒斥又回归。总体上可能是一个时代的遗嘱，显得那样的高傲，不一样。他在这个时段写的诗，是不是多多少少有一种殉道的意味？在今天这样一个物质的时代，戈麦这种殉道精神可能又有一个所谓的时代意义。

张桃洲：葛教授是比较早的研究戈麦的学者，出版了第一部戈麦研究的专著。这场的8位发言人发言完毕。谢谢各位发言嘉宾。

敬文东：第二场会议现在开始。首先有请山东大学文化传播学院教授亚思明发言。

亚思明：各位老师好，来开这个会议之前非常匆忙，在短时间之内非常密集地读了《戈麦全集》，写了一个几千字的发言稿。我说一说主要的部分，跟各位老师交流探讨。

戈麦写诗的年代，从1988年至1991年，汉语新诗已然经历了从“朦胧诗”到“后朦胧诗”所对应的一个由内容反叛转为语言反叛的变化过程，这使得一种更为成熟自律的诗歌写作成为可能，从而将时代的词超度到一个与“世界灵魂和神圣理性”发生本体追问关系的层面。

   张枣在其博士论文的“后朦胧诗”一章中，主张用“扩张诗学”和“缩削诗学”来对90年代的诗歌进行分类。相较于“扩张诗学”的“话越说越多，诗越写越长”,以“实现语言和主题的不断扩张,来应对物质极大丰富的弥散性生活”；“缩削诗学”通过“词的缩削”,令“语言反思的主体性从经验的现实抽身而出,用一种简洁而加密的符码般的语言来保存个人感受,表达的意愿几乎濒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极限”。

   显然，戈麦的诗歌属于后者。戈麦非常推崇以博尔赫斯为代表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极端主义派，他们的四点说明是:(一)浓缩诗学，只留下最基本的要素—比喻；(二)舍弃无用的承启句、连接词和形容词；(三)摒弃一切浮艳矫饰、剖白心曲、状写环境、训诫说教和晦涩冷僻的文字；(四)将两个和更多的形象合而为一，以扩大其启发驰骋联想的功能。

   受此启发，戈麦的诗歌也呈现这样的特点。我像周瓒老师一样，特别注意到了戈麦元素诗的写作；但是不同于周老师，除了她刚才提到的风、火、土，其实我更加注意的是水元素的书写。第一从数量上来讲，戈麦有很多诗跟水有关系，不仅仅是水本身，也包括水的变形，譬如雨、雪、冰、血、泪的描写。另外，水也从生命哲学的角度上印证了他的存在和消亡方式:“在湿漉漉的雨天里，我留下了出生和死亡”（《圣马丁广场水中的鸽子》）。恰如西渡的一句形容:“戈麦就像一场夏天急骤的雷雨，湿透了世界却神秘地消失了。但我们能从雨后闪闪发光的树叶中找到他之存在的证明。当代诗歌已经受惠于他，还将继续受惠于他。”

  元素诗可以溯源到古希腊，毕达哥拉斯派的杰出代表菲洛劳斯在《论自然》中声称，宇宙由火、水、空间、时间这类无限的连续物质构成,而这些物质受到数量、形状、形式的制约，组合在一起便形成了“哈尔摩尼亚”(harmonia)，即和谐的整体。戈麦的诗中也贯穿着这类无限的连续物质，他接触这个世界的媒介便是水:“墙上有水/渗出历史中的泪”(《无题》)；“一个人生活在自己的语言里/一个人生活在自己的水中”（《一个人》）。很多例子不再列举了。 

   虽然戈麦的肉体已经溺亡，但他的诗歌精神永存，如同歌德的《水上精灵之歌》:“人的灵魂/像是水;/它来自天空，/它升向天空，/它必须又/降到地上，它永远循环。”水是宇宙的基本元素，也是生命之源，古往今来的诗人们写过无数咏水的经典篇章。然而，先秦文学中的“水”，更多地是作为“抒情的背景”而非抒情的主题；而到了魏晋时期，山水诗人的出现标志着水抒写的进一步发展；咏水诗在唐代上升到了难以逾越的高峰。据统计，在孟浩然二百余首诗中，有一百八十余首与水有关。王维、李白、杜甫更是成为以水参禅、以水体道、以水表儒的最重要的代表，研究戈麦的咏水诗应该放在咏物诗的大框架之内，其特点是把水的实体形象从山水风景中抽离,而仅作为一种物质的本原来与自我认同建立联系，如同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在与水、火、气、土四大基本物质本原的体认中梦幻般地意识到了自我。巴什拉认为，“水”是一种“比火更女性、更均匀的本原,这种更为稳定的本原,它通过更隐蔽、更简洁、更简单化的人性力量而具有象征性”。整个汉语新诗的发展脉络当中，写咏水诗比较有特点的有这样几位诗人：20世纪20年代，闻一多以一首《死水》首开汉语咏水诗的消极主体性的先河——因为在此之前，中国诗虽不乏咏水佳作，但几乎都是歌咏泉水、潭水、溪水等明亮的水、活泼的水，唯有《死水》敢于正视一个现实:“任何具有活力的水都是一种必将变得迟缓、变得沉重的水。任何具有生命的水都是一种正在死去的水。”到了30年代的卞之琳、40年代的冯至，他们也有很多诗表现出抒情主体与水元素的密切关联。张枣在博士论文里有一部分也是在谈论这个问题，他说：“在儒家看来，‘天人合一’就是人类原初的、内在的良善和智慧被全知全能的宇宙的光照亮。而卞之琳和冯至是用现代手法来处理这一古老命题。二人都十分关注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方式，背景也常常与水有关。水警示着现代人的离群索居，以及存在的冷漠与孤独，希望唤醒他们予以关注，并克服这种状态。”同样,张枣的《狷狂的一杯水》也是以水喻人，塑造出一种“静水流深”(sti11 water runs deep)的新儒家诗人形象。不过，与主张“化古”“化欧”的卞之琳一样，张枣并没有全盘接受西方的现代主义诗学，而是援引《论语·子路》所谓“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来主张诗人要在冒险与坚守之间取得自我平衡，认为写诗最好的状态是“忍住杯口的水”,这口杯相当于史蒂文斯在田纳西安放的一只坛子，尘世由此被赋予某种秩序和界限。如王阳明所言，狂者要在克念的一瞬方能达到圣人的境界。

   不同于张枣，戈麦有一首诗是《拒绝之水》。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在《戈麦全集》里找到这首诗，特别能代表这个会议的主题——“精神是否定之物”，也应验了佛陀所云“缘起性空，诸法因缘”。德国第二代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否定启蒙时代的心物二元论，认为万物都由有感觉的单子组成。他也认识到了道家的终极实在（老子的“道”）实际上同自然哲学中的不可言喻的“太一”（柏拉图）或“绝对精神”（黑格尔）有类似之处。对此，黑格尔在1816年的一次讲演中提到：“中国人认为，事物缘起的最高力量是无，是空，是总体的不确定性，是抽象的普遍性，也叫‘道’或理性……希腊人将‘绝对’（上帝）称作‘太一’，近代人将‘绝对’称为最高的存在……同样是一种否定，只不过是以肯定的方式表达了出来。”

戈麦用《拒绝之水》“演绎成熠熠的汪洋”。戈麦说,“对于我，诗歌,是一场空！”（《那些是看不见的事物（给西渡）》），这里的“空”也是事物缘起的最高力量，是拒绝之水，是一种以否定为肯定，象征着诗歌的“绝对精神”和“最高存在”的生命诗学。

孙晓娅：首先祝贺《戈麦全集》出版！最初拿到《戈麦全集》是今年的5月份，因为戈麦的诗以前都读过，所以拿到全集后侧重阅读其中的译诗，尤其是书信部分，我更想从诗歌之外寻踪戈麦诗思的演变细节及历程。

我今天的发言题目是 “同时代人”语境下的戈麦——兼及《戈麦全集》的编选意义”，因为时间原因，关于《戈麦全集》的编选意义这次无法论及了。

戈麦在《短诗一束》中写道：“朋友们渐渐离我远去/我逃避抒情/终将会被时代抛弃”。事实证明，戈麦没有被时代抛弃。自戈麦1991年逝世后，对其作品整理与研究工作已持续了三十余年。在此期间，无论是针对戈麦诗歌出版的《彗星——戈麦诗集》《戈麦诗全编》《戈麦的诗》《戈麦诗选》，还是与其诗歌相关的专论《戈麦诗歌论稿》《拯救的诗歌·戈麦研究集》等，都充分证明戈麦的诗歌之于诗歌史、文学史不可忽略的独特意义和价值。西渡的《戈麦全集》，编选视野含摄诗歌、散文、小说、文论、书信等不同体裁，完整还原了八九十年代文学现场中的戈麦形象，提供了研究戈麦及其文学作品的总体性的方法论与体系。

戈麦自言“诗歌是语言的利斧，它能够剖开心灵的冰河”，在戈麦的语词世界中，“忠于时代”和“忠于自己”的相悖恰恰拓展了诗歌写作的边界，“弃儿意识”之下，容留着戈麦的历史沉思与精神自觉。

代序中，西渡将戈麦的创作分为三个阶段:“智性想象”阶段;“词的繁育术”阶段;“幻象工程学”阶段，不同阶段的划分，勾勒了戈麦诗艺的流变轨迹，对戈麦的元素诗、超现实诗、幻象诗的分析，则进一步验证了戈麦诗歌经典化的可能性。我的发言从整体性视野出发，将戈麦1987年至1991年的创作放置于“诗人与时代”的关系命题之下进行考察。

如何看待诗人与时代？对于戈麦而言，首先时代意味着诗人可以开放地靠近问题，意味着自然与工业的交错共存，诗人的现代性决定了他要“遭遇”时代，坚定地凝视自己的时代，随时接受来自时代的“拷问”。其次，对“光的缺席”与“下垂的时间”的书写，注定诗人与时代之间的“不协调性”，因此,从“同时代人”这一语境出发，去讨论戈麦诗歌的游荡与分裂、良知与承担可能会探讨出更多有意味的话题。

一、在“世纪末”转身：“我，是我一生中无边的黑暗”

1923年，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创作了一首题为《世纪》的诗，在“世纪”一词之前叠加了“我的”这一限定语词，解构了“世纪”一词的宏大意涵，个人的命运遭际与整个世纪联结在一起。戈麦的许多诗歌，都曾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其对“世纪”的不同看法，或以时代现场的“见证者”的身份，介入完整的社会现实，将自我主体的生命历程书写转化为对世界与历史的存在反思，而这种反思又往往伴随其对边缘时间的想象、事事将休的“末世”观点和丧失深度与意义的颓废情绪。

具体而言，戈麦的诗歌始终在“为自我画像”，面对浩瀚渺茫的宇宙，他发出了“我是谁”“我如何诞生”“人呵，我为什么会是你们中的一个”的诘问。在戈麦笔下,“我”是大千世界众多身份的“一个”,“我”是死亡者的岛，“是这最后一个夜晚最后一盏黑暗的灯”。“我”对存在的感知来源于对“你”的发现，“我”与“你”的多重指涉和“我”与“你”的对话实际上昭示着消退的传统神圣价值与觉醒的诗人意识之间的撕裂与矛盾，而当“我”在“你”的镜像中找到“同一性”，自我的辩难由此生成，诗人开始将精神生活的最深最隐秘之处呈现出来，发出“我，是我一生中无边的黑暗”的声音。

其次，对季节、月份和时序的书写，浸透着戈麦对生命境遇的悲观言说。作为诞生“我”的季节，秋季见证了“我”的生长，但秋季也将它萧瑟、悲凉的底色传递给“我”,《秋天的呼唤》是《全集》收录的第一首诗，可将其视为戈麦写作的总标题,“呼喊”是戈麦诗歌的特质，对此戈麦的表达偏重诗性的隐喻与感官的联结，在这首诗中，一切经由“我”注视的事物最终构成的是倒错的风景每一片刻都携带诗人的“痛觉”。纵观戈麦的诗歌,“夏季”是戈麦鲜少书写的季节，而戈麦生命里的“雪”，经由诗人的炼化之后，俨然成为支撑诗人跋涉的“词根”。在戈麦笔下,“雪”无处不在,“雪”是历史遗留在人身上的“残骸”，“雪”与“黑暗”共生，在“雪”与“黑暗”的深处,“我”感知到的是“生”的惨痛与“死”的慰藉，对“雪”和“黑暗”的皈依，最终指向诗人的“罪的自觉。”

   第三，对匿藏在时间褶缝里的事物的体认，且这种体认拖曳着戈麦自我意识的阴影。本雅明曾将“弥赛亚”比作人类最初生活的天堂，他的“弥赛亚意识”提示的是他终其一生追求的“恢复与救赎”永恒状态的情结，只不过,本雅明的“历史”与“救赎”是相对的,“进步”往往是灾难的重复，到了阿甘本，他以“弥赛亚时间”一词形容断裂的、瞬间的和潜在的时间结构，在“弥赛亚时间”中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戈麦敢于直视时间的褶缝，在一次次“重返”中，戈麦的“童年”衍生为“冰冷的中国画”，黄昏，被诗人眷恋和反复书写，透过黄昏，诗人获取岁月的彻悟。从《戈麦全集》中可以纵观戈麦诗歌观念、创作历程。

   二、柯勒律治之花：幻象作为一种启示

  与博尔赫斯一样，在诗歌创作中，戈麦充当了“梦想家”“博物学家”与“百科全书家”，“柯勒律治之花”作为联结现实与梦幻的中介物，处理的恰恰是边际的问题。 戈麦实践的，正是一种对线性时间观与历史观构成消解、反观现实又超脱现实的奇幻体诗学，它回避同一性的宏大叙事，拒绝对差异性中漠视。

   此外，戈麦曾以“否定即归宿”一词形容北岛的精神探索旅程，在他看来，20世纪末的富有强烈理性和自审态度的知识分子或多或少都面临着“回来”或“永远走开”的困境。戈麦的很多诗歌表达了诗人对孤独和钳住黑暗闸门的内心审视，最后我特别要谈一点，其实戈麦的改诗和诗歌笔记恰恰记录着诗人预设的写作姿态，研究他的改诗行为可以窥见戈麦一段时期内的心理变化和诗风变化。

李蓉：我对戈麦的诗歌之前并不是很熟悉，从今年夏天才开始集中阅读《戈麦全集的。我也没有西渡老师那样的亲身体验，只能算是一个伍尔夫所说的“普通读者”。在阅读中，这些诗歌带给我的灼热感和冷峻感和夏季的高温交织在一起，我强烈感受到，这是我的当代诗歌阅读经验中不曾有的一种诗歌，我越来越对戈麦诗歌中的生命密码有了一种好奇，所以借这次会议机会说几个不成熟的想法求教于大家。

首先是戈麦诗歌中显露的伦理意识和数学思维，和他的理论阅读有直接的关系。戈麦的阅读量非常大，文学方面他已经有一些说明，但是理论方面的记述却很少。我觉得，这对于了解戈麦诗歌的思想构成是非常重要的。他自言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甚至有从诗歌转到哲学的想法。从他整个写作来看，他诗歌写作的加速度表现在他诗歌表达的重心快速地从审美到哲学再到宗教的转移，这是与他内心极强的求真渴望相一致的。在他后期的诗歌中如何抵达真正的善成为轴心，西方伦理学的自由、幸福、神性等话题都能从他的诗歌中感受到，并且还和斯宾诺莎、维特根斯坦等哲学家的著述有呼应的关系，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进一步去考证的。

可以推想，戈麦的科学思维、数学思维也来自他的哲学阅读。因为在分析哲学里运用数学进行逻辑推理是很重要的一种方式，17世纪以来哲学、伦理学认为获得接近真理的明晰性和不容置疑性都要通过数学。在戈麦的诗歌中有大量的数学术语，这些术语不是无意义的修辞而是有其理论渊源，更为关键的是戈麦认为逻辑数学中的“函数学”“几何学”可以是“一个生活的样板”（《关于死亡的札记》），它们代表了抽象的形式。

戈麦的数学思维还表现在他的诗歌结构上。“类似工程图纸设计的方法”（臧棣）和“幻象工程学”（西渡）这些评价都指向戈麦诗歌结构的逻辑性和有机性。戈麦诗歌均整的诗节体现了很强的建筑感，这是他对诗歌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控制力。他喜欢在写作前设计思路，而创作出来的诗歌基本也是按照设计写出来的。这个诗歌的建筑像是用意象的石头垒成的，理性的建筑为何走向幻灭？戈麦自己说，“岛是幻灭了的建筑”，戈麦虽然相信知识和理性，但各种悖论又使他陷入言说的虚无。这样一种建筑，似乎他自己也承认是一座空中楼阁。

戈麦最后走向了超验的宗教性。戈麦说宗教在中国缺少先验性的根基。实际上，在西方，宗教文学和世俗生活之间并非对立的，如艾略特的诗歌。戈麦丢开了世俗的经验，因而也无法返回。

我想说的第二个问题是，戈麦诗歌中那些破碎的身体到底意味着什么？相对于理性搭建的诗行，他诗歌中出现的大量的身体意象却是破碎的。其实，对身体暴力的书写是80年代前后诗歌中非常普遍的现象，它包含了很深刻的时代因素，肉体的自虐和牺牲带有反抗和对理想献祭的意味，如海子诗歌中的身体暴力等。戈麦诗歌中身体的破碎是不是也意味着毁灭和死亡？我注意到，戈麦诗歌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经常写到“脱臼”“滑出”等身体动作，身体的解散或分裂并不是完全走向毁灭，在他的书写中，也是为了获得自由和重生的可能。我很认同姜涛老师的说法，“写作的加速度包含了重构写作和内心生活统一的诉求”。然而，无可回避的是，戈麦诗歌中也存在否定身体的倾向，而按照斯宾诺莎等伦理学家的看法，否定了身体，也就否定了心灵。这也是戈麦的矛盾之处。

   最后，我想说一下戈麦成长的地方文化环境的问题。臧棣说，“戈麦诗歌的语料完全抵制了读者自身的想象和记忆”，它的不容辩驳带有一种非常明显的强势文化特性。追溯一下戈麦的成长环境，我想到，他不仅有兄长的严格教育，还有务实的家庭传统。农场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它是一个政治化、体制化的机构，冷静、严格、严肃、秩序，它是简单的、单调的。这种环境的特点投射到了戈麦身上，后来也在诗歌中发展成为“一种纯洁的能力”（西渡）。戈麦的乡土意识薄弱，是因为体制化的农场和地方性是分隔的，他说他没有故乡和这个是有关系的。还有就是，农场有工人和干部的区分，这种地位的区分非常明显，干部高于工人，戈麦的父母是没有公职的。他的哥哥希望通过教育来改变家庭的命运，后来戈麦从偏远的地方到了文化中心之后强化了他的个人奋斗精神和竞争意识。他有疏离主流和群体的倾向，始终是一个孤绝的个人主义者。

最后想说的是，当我看到“宝泉岭农场”这个地名的时候马上就想到丁玲，这是丁玲下放的地方。丁玲是从汤原农场来到宝泉岭农场的，度过了北大荒的最后五年时间，1965-1970年。丁玲离开的时候戈麦3岁，戈麦1985年进北京大学，丁玲是1986年在北京逝世。虽然两个人没有交集，但是这种空间的重叠、时间的交错、人生志向的南辕北辙中却充满了历史的反讽。

王东东：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其实西渡老师之前组织了一个戈麦研究的专栏，我几个月之前也写了一篇文章，《抗辩，或与神对话：戈麦的否定诗学》。后来也许因为另外一位诗人痖弦去世，戈麦专辑还没有发出来，可以说，一个诗人的死亡冲击了另一个诗人的死亡。这次戈麦研讨会的题目，“精神是否定之物”，于我心有戚戚焉。我写了近一万五千字，涉及的问题本身比较多，研讨会也没有印论文集，我的话题似乎不是特别容易展开。

其实我谈的第一个问题是有关“恶”的问题，这是戈麦诗歌题材内容的特殊性所在。这个“恶”不仅仅是语言感受之“恶”，同时还有现实之“恶”。

第二个问题，我要谈“理想主义的高度、存在主义的深度、怀疑主义的限度”，这里模仿了理查德·罗蒂一篇文章的题目。正如刚才有的老师已经意识到的那样，戈麦是在1980年代文化理想主义的环境当中成长的，这种环境当中也有传统儒家理想主义的成分，尤其是他哥哥代表的家庭教育当中有这样一个环节。戈麦显然受到了理想主义的重压。传统儒家理想主义的目标是要成王成圣，也就是说，人要成为圣贤。这是一种可能，但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成为疯子，《儒林外史》和鲁迅的小说向我们揭示了这一点。戈麦的位置可能是在成为圣徒与成为疯子之间，一线之隔，而殊途同归。戈麦的诗歌都是关于死亡、恶、创伤这样的消极主题，正如他在纪念海子的诗中说，“诗也是一种死亡”，“适合于面对屠弑狂舞/面对灵柩高歌的疯人”，这很显然不仅仅是个人的创伤，而还牵扯到我们的历史创伤。在这个意义上，戈麦身上其实体现出80年代理想主义的高度及其挫折，但随后发生了变异，而表现为一种“存在主义化”的形态。学者刘东在《天边有一朵乌云：儒学与存在主义》一书中就注意到，即使传统儒家，在现代社会的存在境况也是“存在主义”的。其实这个话题类似于基督教与存在主义的关系。戈麦对于死亡主题的表达和热衷，与对存在主义思想的爱好不无关系。就像萨特和加缪这样一些人，他会专门去选择一些消极的题材来表达一样。在这个意义上，存在主义式的美学趣味，可能是戈麦对于文化理想主义的调试，这是一种类似于鲁迅的幽默感，有可能构成戈麦的一线生机，至少是其生机的可能，因为经常谈论自杀的人反而是不会自杀的。

但是戈麦在很小的时候就对生存抱有一种负罪感，这对于中国的读书人是很稀奇的，因为我们从来就认为“天地之大德曰生”，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也谈到了这一点。戈麦有一篇写得很好的散文，《北方冬夜》，表达的就是这个消极的想法，诚然，父母在北方农场正在进行严酷的生存斗争，而“远远地，走到傍晚所不能迫近的地方，去赎罪，从此就可以了结一生，拜念我的父亲……母亲独坐在窗前，苍老的长发从额头一直垂到我扶过的窗台。母亲的脸让发影遮住。我独自跪在雪里，赎罪。”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此时戈麦的父母都还健在。

存在主义者特别喜欢用小说、戏剧来表达生存的不适。戈麦也是如此，我猜测是有意向萨特、加缪看齐，而同时期的海子，我们知道他跟海德格尔有关系，而骆一禾我个人研究他和雅斯贝斯的关系可能要更近。戈麦可谓是一位充满诗性的萨特，或者是萨特和马拉美的结合，如果说萨特在文学上想要超越萨特自己，尤其他的哲学思想，而不仅仅是用文学来表达思想，极有可能也是这个结果，如果他写诗的话。戈麦对生存荒诞感的表达，在同时期小说家这里也有对应物，如史铁生、残雪等。所以在这里我其实怀疑戈麦是否自杀？戈麦有没有可能酒后失足，亦或有可能别人把他的诗稿当作资金？当时已经流行做生意了。

在戈麦身上体现出存在主义的深度，这不是1980年代前期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兴趣，诸如存在主义、异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一类，也不同于1990年代学院化的哲学史讨论，比如哲学系师生所谈论的存在主义，而是和八九十年代社会转折之交的生存情绪与实感有关，奠基于社会转型期人们的心理挫折或精神忧郁，也可能是一种躁郁的双向情感障碍，一种所谓的心身疾病。阮籍《咏怀》诗说：“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且不说阮籍也有可能患有躁郁症，戈麦的诗，何尝不是时代的咏怀诗，抑或时代的忧思呢？

在这里，必须说戈麦可能不同于后来90年代甚嚣尘上的怀疑主义，他预言性地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作为时代精神的怀疑主义的限度。90年代的时代精神是不是只有怀疑主义的一面？戈麦的存在有没有可能改变90年代时代精神的狭窄化，以及90年代诗歌的格局？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在文章中将戈麦视为80年代的最后一个诗人，但也同时是90年代第一个诗人。我们知道他有可能是被90年代所抛弃的肉身。

   由于时间关系，文章后面几个部分的内容，“作为悖论的天才，或超越悖论”“与神对话：否定诗学与肯定诗学”“南方，或戈麦的拒绝”就无法具体展开了。最后我想要讨论一个问题，戈麦有没有可能走向一个肯定性？存在主义其实也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有神论存在主义，另外一种是无神论存在主义，后者是我们熟知的，而戈麦却又从存在主义返回到与形而上学的对话，这恰好是从思想史往上回溯，各种宗教如基督教、佛教都可以满足这一要求。戈麦后期诗歌中的幻象，其实有一定的宗教幻象的成分，当然在这里也需要注意诗和宗教二者之间的张力。

张伟栋：我发言的题目叫“弃置器官的挽歌——论作为诗人诞生的戈麦”。

我在阅读《戈麦全集》的时候始终关心一个问题，诗人的诞生，或者一个时代怎么诞生自己的诗人。因为对戈麦来说只写了四年，而且终生只有24岁的一个诗人来说，更凸显了诗人诞生的作为肉身人跟这个时代的最重要的关系。在这个命题之下，西渡在论文里讲说海子、骆一禾、戈麦的去世是当代诗歌界的一个损失，而且他认为如果这几个诗人活着今天的诗歌会有所不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海子写了6年，对于一个经典诗人来说时间过于短暂了。参照西渡这样的一个判断，这样一个命题可以把海子作为一个整体去把握，那么从80年代末期的角度来把握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并且对这个方向的理解有助于我们打开历史的不同维度。之前我写过一篇文章一直没有发，叫《书写的诗与行动的诗——论当代诗的两种历史机制》，我试图把三个人放在一起探讨。

我那个论文有这样一个想法。我认为海子80年代的命题可能是当代最重要的一个秘密，即诗歌是一场烈火而不是修辞，我们误解了它。为什么要探讨诗人的诞生？在今天的时代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诗人诞生了，我们今天对诗人的问题好像已经变得有点不太容易把握了。我一直觉得我们探讨的那些问题都是在外面绕，距离诗本身已经越来越远了。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戈麦是褚福军的发明，是褚福军诞生了戈麦的东西，但是戈麦又不能简单看作是褚福军的异名，我把它看作是他的第二次诞生。所以我在《戈麦全集》特别看到整个全集里几乎每一页都在书写他的痛苦，每页都在写那个时代的虚无，每页都试图为那个时代的虚无寻找某种不可能的出路。

所以在全集我看到了，其实他的痛苦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写这个主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深层的东西。也就是，书写痛苦意味着不是简单的写，而是他在痛苦的运用着某种机制，他在这种机制里面，在痛苦书写里面我们既没有看到救赎的东西，也没有发明一个宇宙论或者一个宗教自我，那种痛苦就是单纯的痛苦，而他的诗就是一种痛苦的技艺。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他看作像卡夫卡所写的《饥饿艺术家》中的那类人，他只是不断地一遍遍展示自己的痛苦的书写。正是在这痛苦的书写里，我们看到了诗人的诞生并不是某种个人才能的显现，而是某种机制在发挥作用，诗歌远超一个人的想象，或者远超一个诗人所把握的，诗人是在某种机制里，在一个庞大系统里诞生的，他不是单独的个体。所以在这样一个机制里，可以看到戈麦的诗充满了痛苦和疼痛的书写，而这个疼痛的书写告诉我们诗人这种诞生的机制是什么，诗人诞生的机制或者说诗人的写正在于他怎么样运用自己的器官，他如何运用自己的器官。我们在戈麦的诗中读到，他在痛苦的书写当中其实将自己置身于虚无的真空中，反复将自己作为厌世者的角色，这个厌世的角色就告诉我们在80年代末期的时候厌世者的角色正好跟那个时代的症候是同构的，厌世者是80年代后期虚无主义的现象。戈麦的写作跟80年代末期的历史走到同样的路径上，走到那样一个结构里的时候虚无主义开始以那样一个方式显现出来。这就是戈麦要承担的历史的使命。在80年代末期我们看到无论是以青年马克思为思想根源所确立的人道主义的主体，还是李泽厚试图通过康德所建构的那种理性的启蒙主体，或者是先锋派所坚持的那种自反性主体都伴随着历史的消解，宏大历史的解构的时候被虚无主义的氛围所吞噬。所以这种虚无主义从80年代后期使戈麦不同于海子那一代人而开启了90年代诗歌非常重要的征兆。这种虚无主义的情绪在戈麦身上就表现为痛苦的征兆，在90年代张枣的诗已经明确写了“灰烬就是历史”。2000年之后，我们在余虹的文章里同样读到这样的主题，他的主题是，《虚无主义：我们的深渊与命运》。在这样的机制当中，我们看到了诗人的诞生完全不是一个主观的决定，而是在一个系统中联合的升级。他的那种反抗也试图在建构那个时代的东西，恰恰是在整个虚无主义开始成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主题的时候，戈麦在这个意义上展现了他诗学的重要性。

李海鹏：纵览这套《戈麦全集》中戈麦全部的诗歌写作，我觉得从诗艺成熟的角度讲，后面几辑确实要比“秋天的呼唤”这辑更成熟，但是我认为“秋天的呼唤”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在他后面几辑的写作中逐渐消失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戈麦自觉地做出选择和放弃之后的一种变化。在“秋天的呼唤”的诗里有很多细节，有一个特别一致的地方，就是很多诗都是经验性、人造的场景或者物象，相匹配的是自然物或者本体论式的意象和经验，从而呈现出一种并置的状态。比如说《克莱的叙述》这首诗里面会写到午餐牛肉，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午餐牛肉是预制菜，但是相并置的却是“支那的竹笛”；同样，在105页《无题》这首诗里面，他写“末班电车飞驰而过”，并置的是什么东西——“几捆稻草变得焦黄”。电车和稻草，这是与前面那首诗中同一类型的并置。总之，诸如此类的并置非常多，在“秋天的呼唤”这一辑里面，这样的写作构成非常重要的特点。我为什么对这个特点感兴趣？因为我觉得相对于这个阶段的写作，戈麦在他后期的写作中展现出更为绝对的状态与价值判断，比如说元素诗的阶段，而这个阶段，戈麦在努力进行着一种精神平衡的方案。这一点他跟海子是不一样的，海子有一个特别著名的故事：骆一禾去海子家做饭，海子特别反对用味精，他说味精会把人肠子吃坏。这作为一个隐喻，可以呼应海子对于现代生活或者对于人造物的一个基本态度。所以海子的诗跟戈麦的诗是很不一样的。戈麦的诗，尤其是第一辑“秋天的呼唤”里的诗，他并不拒绝人造物之类的东西，或者世俗化的方向，而是努力构建一种精神平衡的方案，然而到了后来的写作，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逐渐背离了这种精神平衡方案，在我的观察中，他逐渐走向了一种绝对状态，不是平衡状态而是绝对状态。所以我觉得第一辑“秋天的呼唤”很重要，可以放置在一代人的精神史中进行观看，即如何从第一辑发展到后面几辑的，这个状态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精神史，可以从文本细读的角度切入探讨的精神史，从这个层面讲，这一辑中的很多诗确实很重要。

由此出发，在这一辑里有一首诗值得重视：《选择之门》，人生其实就是在做选择，戈麦在后面的写作中做出了他的选择。这首诗里有一个意识我个人特别感兴趣，他说“穿过黑色的走廊/在通向选择之门的路上/我听到了两种交织的力量”，后面说“在选择之门的面前/没有面孔的人，要/耗费整整一个世纪的情感/确定门的方向。”这里“世纪”的概念非常重要。戈麦的这种选择性对他来说是非常严肃的，需要把整个20世纪搞清楚才能够做出这个选择，是打破平衡还是怎么样，所以戈麦的诗非常认真。外国诗人也会写到世纪末，但是戈麦的这个世纪并不是一个中国诗人将外国的世纪末诗学美学化之后的世纪末，而是内在于20世纪中国历史之整体性的一个选择。所以戈麦的“世纪”意识非常重要。由此出发，他的写作整体上从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的过渡，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角度和路径，在这个意义上，戈麦的写作也凸显了其重要性。

从此出发，我想试图提出一个当代诗学的新概念：“长80年代末诗歌”或者“长90年代初诗歌”，都可以。我们的当代新诗研究，或许在未来一段时间可以把从1987、1988年到1992、1993年这段时间作为一个独立的单元来研究，前段时间我看过一篇关于戈麦的讨论里面，冷霜老师的一个看法我非常同意，他说我们现在谈论的“九十年代诗歌”，其实是1992、1993年之后的九十年代诗歌。但是在这一概念之下，当代新诗究竟如何从80年代末发展到90年代初，则被一种二元对立式的或者说断裂式的诗观与史观给遮蔽掉了。但其实这一时段是很重要的，值得重新进行研究，进而对当代新诗史既有叙述形成纠正。其实从80年代中期开始，作为90年代以后被广泛讨论的理想主义与虚无主义两者之间的角力问题就已经开始了。贺照田老师关于理想主义的文章里面就曾说过，80年代理想主义一体两面的东西就是虚无主义，当时的年轻人一方面展示出对意义的强烈追求，一方面却又是对于意义的强烈怀疑和否定。这两者在80年代理想主义语境中其实就是一个角力的状态：在80年代，理想主义是显性的，虚无主义是隐性的，因此，如何到了90年代以后，两者关系发生了变化，虚无主义变成显性的，理想主义则变成一个被推迟的东西，二者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发生的倒转，这种变化过程究竟该如何勾勒，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戈麦在后期的诗里面这个态度很明确，他书写了“天使”的意象，对理想主义的远去有很强烈的思考和暗示。我去年有一篇梳理当代诗人的“天使”意象的文章，就是想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勾勒了一个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新诗中“天使”书写的谱系，试图讨论这种变化的路径，同时也试图从这个精神史的维度释放一些相关的当代新诗文本的内在活力与可能性，从文本细读出发，加入对于虚无主义和理想主义问题的讨论。

我们如果把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这几年作为一个独立的单元看，其实可以更为凸显戈麦写作的意义，当然了，我并不是为了凸显戈麦写作的意义而提出这样的概念，而是戈麦的写作启发我做了这样的思考。我们可以尝试把这个时段单独进行划分与研究，这个视野可以帮我们讨论清楚当代新诗从80年代到90年代过渡的内在路径复杂性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个值得进行关注的问题领域。

胡桑：戈麦在我内心他的位置是特别重要的，可能是神一样的人物。我最早写诗的时候心里有两个神，一个是海子，一个是戈麦。我一直在处理这两个人对我的意义。我后来发现是戈麦拯救了我对海子的某种迷恋，或者说戈麦疗愈了我通过海子对这个世界产生的某种幻想。为什么戈麦能构成疗愈？这里我想谈一个问题：关于戈麦诗中的声音，关于倾听，尤其是关于“你”的倾听。

这个问题在最早读他们两个诗人的时候没有自觉进行对照。但这几年戈麦诗歌的这个维度对我来说越来越重要。我在20岁之前就开始读戈麦，那时候是读西渡老师编辑的《戈麦诗全编》。我最喜欢的是《大海》《南方》这样的诗。我现在重新去看《大海》《南方》，注意到它们置身在戈麦生命晚期一个很特殊的时间节点上，我称之为两个夏天和其间的一个冬天。1990年夏天至1991年的夏天，中间夹了1990年末的冬天。《大海》这首诗是出于这一时期的开端时间，是在1990年7月。《南方》是1991年2月冬天快要结束时。还有一些诗写于1991年夏天，就是《佛光》《眺望时光消逝》这样的诗。这样一个时间结构在我最早疯狂读戈麦的时候没有意识到。

为什么是从《大海》这样一种诗开始？这首诗里面提到了“在你神秘的岸边徐步逡巡/大海，我没有谛听过你洪荒的涛声”。这里的“你”是“大海”。这个“你”是辽阔的，相对肯定的，永恒的。

   但是到了冬天的“你”，这里面产生了一种遥远的不可触及的、很神秘的东西。这个神秘的东西是什么？比如《南方》（二）里面的“你”的到来：“我来到你妊娠着李花的故乡”。这个你其实是一个虚无的南方，一个虚构物，但是这首《南方》我后来发现并不是戈麦典型地表达“你”的声音的一个诗作。反而是其他的作品中那个“你”，就是1990年冬天那一批诗里面的“你”，尤其是《陌生的主》这首诗里面那个“你”才是他真正想要去对话的。《陌生的主》可能是那夹在两个夏天中的冬天的第一首诗。里面的“你”是超验的，是神秘的，是超越尘世之上的一个声音。但是这个声音其实在大部分时候不会出现，更多的时候是幻化为水、大海、南方，有时候也会写到身边的父亲，或者他阅读的对象（惠特曼）。这样的“你”和《陌生的主》的“你”差异是很大的。“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一种有张力的不断的移动？

   我在思考这个问题。这几年我的体会是，戈麦在这两个“你”——超验神秘的“你”和现实可感的“你”——之间不断移动中体会到了一种生命史或者精神史的走向。而这个我认为是对当代诗非常独特的一个探索，也就是说，在80年代后期那个独特的一段诗歌历史中，戈麦想找到一条出路。后来像孙文波、西渡、姜涛老师都找到历史意识这样一个出路，但是我们觉得历史意识并不是当代诗的唯一出路。我觉得戈麦诗里面还有一种道路随着他的死好像消失了，我们没有重视它。

我一直想写一篇文章，关于戈麦的诗歌在当代到底意味着一条什么样新的道路，一条新的而没有被真正走下去的一条路，而这条道路是我们当代是很匮乏的。联系到戈麦诗中不断出现的这些元素以及对应的他笔下的“身体”。戈麦诗中的“身体”意象很多，里面我特别喜欢“骨骼”这个意象，好像葛胜君老师也写过关于戈麦诗歌中的“骨骼”的文章。我的理解是这个“骨骼”是他的生命嵌入历史之后生发出来的一种倾听的姿态所要求的“骨骼”，我称之为是一种承受的姿态。所以我不太同意伟栋兄所谓戈麦的诗歌是痛苦的，是一种痛苦的诗学。我不太同意。我觉得戈麦的诗歌里没有痛苦，或者说有痛苦但他能消化这个痛苦。因为他是用“骨骼”来承受的。戈麦关于“骨骼”的诗里有一首诗叫《冬日的阳光》（一），“我的骨骼之中冰凉的血液已有多久”。他的诗里的“骨骼”里面流动的是冰凉的血液，冰凉的血液其实也会指向“雪”这样一种事物。所以他的“骨骼”所面向的是一种冰凉的世界所呈现的浩瀚的对世界的某种否定。这个否定里面有一种平静、寂静感，也会特别痛苦。但是这个否定又是可以走向肯定的。肯定意味着它是一种承受，在承受过程中要开启身体的生命感。他要倾听，所以才出现了两个夏天和其间的一个冬天这样一种集中表达关于倾听的诗学的时间。

在倾听的诗学里我发现有很多关于幻象的东西。我在想这种幻象是什么？它是一种语言的绝对吗？只是一种语言的绝对所生发出来的幻象吗？不一定是。我看到《戈麦全集》下半卷非常好，有很多笔记，笔记里面关于这两个夏天和其间的冬天的诗有很多笔记，尤其是这三个阶段的诗，他写了很多笔记。这些笔记里不断提到声音，他说：“对于声音，我是如此关注。”“关键还要处理好声音的听不清楚。‘听不清楚’怎样用听得清楚，有意义、涵养的词语去表现出来，这才是技艺之高峰。”所以声音之中要有一种仪式感，这种仪式感是区别于谎言和实话的，是在谎言和实话之中去重新面向一种另外的秩序，一种精神的搏斗。这个秩序里面他写了一系列诗，《新生》《彗星》——尤其是《彗星》提出了不要抒情——还有《朝霞》。这样的诗歌里面抵达了一种幻象，这种幻象是用“你”来表达的，“你”在这些诗里的强度特别高。而“你”让幻象获得了尘世的“身体”。

最后一种幻象抵达的是《佛光》。在我的理解里，佛光抵达的是一种最终的圆融。这个圆融不是所谓虚无主义的抵达，恰恰是从尼采的虚无主义向斯宾诺莎的肯定的生命诗学，或者说承受的诗学。这种圆融就是对于“你”的声音的倾听既有一种“我”的身体承受生活带来的柔弱的声音，又有高高在上的“你”所笼罩在“我”的身体上的可倾听到的一个琥珀般的、水晶般的、稳固晶莹的“你”的声音。这两者声音在他的《佛光》这首诗里面是融合在一起的，尽管《佛光》里没有“你”的出现。所以他的诗歌最后可以肯定地面向这个世界，而这种面向世界的诗产生了有了超验秩序的引入之后才呈现出的秩序。这个秩序就是一条新的道路。

冯强：我提交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与历史天使摔跤——戈麦与90年代诗歌的另一个方向”。“90年代诗歌的另一个方向”刚才海鹏提到了，就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那个90年代。“历史天使”在我这里是一个复合的意象，一个来自本雅明，另一个来自《圣经》，雅各回家的途中跟天使摔跤，从晚上一直到黎明，天使跟雅各说，让我走吧，天已经黎明了。雅各不让天使离开，要天使祝福他。我把本雅明的历史天使和雅各摔跤的天使复合在一起，来指代后面将要提及的对抗和救赎问题。

我围绕戈麦的阐释史展开讨论，核心就是诗和历史的关系。对戈麦的研究有两个人特别重要，一个是臧棣老师，一个是西渡老师。90年代初以来，对戈麦的最强阐释就来自于他的这两位朋友。他们之间的戈麦论有很多相似和相互影响的地方，但是有一点差异慢慢暴露出来，即他们对诗跟历史的关系的认识。

在臧棣那里，历史有一个负面的、压抑的作用，但在西渡这里，历史越来越跟一种文明论意义上的提升、扩展联系在一起。我把臧棣的戈麦论概括为“历史的风格化”。1992年臧棣在讨论戈麦的文章《犀利的汉语之光》中说，戈麦本能地站到了语言的良知里面，而不是历史的良知里面。在西渡对臧棣的访谈里，他提出非常有名的一个说法，用风格去消解历史，用差异分化历史，以便让我们知道还可能存在着另外的存在面貌。我把它概括为“历史的风格化”。但是这种“历史”其实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历史，一个线性的历史。在去年出版的《非常诗道》里，臧棣对历史和诗有一个基本区分，他说历史的基本特征不会矛盾于过程，反过来诗的基本特征可以矛盾于过程，关键是过程。他认为对过程的过度关注就会让诗迷失在连续性当中，迷失在线性的连续性当中。从90年代初一直到去年的《非常诗道》，臧棣把历史视为一种“势利”，这个“势利”会让美难以生存。这是他诗歌背后的历史意识。

阿伦特在《过去与未来之间》里提到“过程”这个概念，其实是将现代历史意识与古典历史意识分开的一个关键点，古典历史意识关注不朽，这一点在戈麦的诗歌里能够体会到，而现代的线性“过程”概念有一个手段-目的范畴的框架，这个框架会使每一个已经达到的目的立刻变成一个新的目的的手段，这样它会摧毁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我们完全理解臧棣为什么对“历史”保持警惕，当然，是现代意义上的“历史”。我们也理解为什么“语言的欢乐”在90年代前期会成为新诗变革的方向之一，其中自然包含对线性历史、宏大历史的警惕。包括耿占春老师90年代初也写过充满感知欢乐的书《观察者的幻象》，在其中语言可以帮助主体分解、弥散，逃逸出线性历史的捕捉。

西渡在首师大曾有一个讲座，把90年代分成了三个阶段，他最为重视89至90年代初那短短的几年时间。里面提到了欧阳江河1993年的一篇文章，《89后国内诗歌写作》，“抗议作为一个诗歌主题，它的可能性已经被耗尽了”，这一点臧棣和欧阳江河是一致的，他曾提到戈麦和海子的诗歌里最惹眼的部分，首次集中显露了超越时代的欲望。但是这一点西渡后来有一个不同的看法，他说时过境迁，我们回看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转型时期诗与时代的关系，惊讶地发现戈麦的诗歌恰恰构成了转型时代最出色的文学表现，也最恰切地表现了这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在生命状态，“这个一心挣脱现实的精神在与现实的对抗中，却与现实彼此深深嵌入，最终让诗人成了现实的肉身。”这里，有一个很深的对抗在里面。

西渡区分了时事诗和政治诗，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分。只要写到了历史事件就可以被称为时事诗，但政治诗不一定要写历史事件。政治诗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对抗，在这个对抗中有对救赎的渴望。最近我也在重新读《野草》，我觉得可以把戈麦放到《野草》的传统里面，因为其中有最强烈、最充沛的对抗性。从重新处理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来看，我们也可以沿着这一线索重新梳理另外一种左翼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