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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张国焘在长征中的较量
人人网   2008-06-11 10:16:59 作者:SystemMaster 来源: 文字大小:[][][]

  张国焘也许意识到,中共中央领导层的重新“洗牌”已成可能

  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的心境与一、四两个方面军这两支红军主力会合前完全不同了。随着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频繁的电报联络,而这些电报最终使张国焘了解到中央红军遭受了巨大损失,部队从长征出发时的近10万人只剩下了不足3万。 这个判断一旦清晰,张国焘也许意识到,中共中央领导层的重新“洗牌”已成可能。

  张国焘之所以对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格外关注,是因为这两个会议都涉及了党的最高领导人和红军的最高指挥权问题。

  此时,为了加强一、四两个方面军的了解和友情,中共中央向红四方面军派出了一个慰问团,团长是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

  中央慰问团找张国焘谈话,张国焘的话令李富春大吃一惊。张国焘说:“两军会合,摊子大了,为了便于统一指挥,总司令部必须充实改组,必须加强总司令部。”为此,1935年7月6日凌晨1时,李富春给中共中央发去了电报,报告了张国涛的建议:充实总司令部,徐(向前)、陈(昌浩)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委;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

  周恩来说,这是自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第一次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权。

  不给一再要权的张国焘一个“官”,红军将面临更大的危机

  1935年7月9日,一封署名为“中共川陕省委”的电报到了,电报建议加强总司令部同时增设军委常委:向前同志任副总司令,昌浩同志任总政委,恩来同志任参谋长。军委设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同志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并希立复。

  电报的署名的是川陕省委领导人:周纯全、刘瑞龙、黄超、张琴秋、李维海、谢富治和吴永康。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一级省委要求中央改组领导层,并提出具体人选且要求“立复”,此封电报可谓空前绝后。

  7月10号,毛泽东到达了芦花附近。

  到达芦花的中央领导人开始讨论一个必须作出的决定:给张国焘什么“官”才好——松潘战役的准备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不给一再要权的张国焘一个“官”,北进的计划也许会出现挫折,那样红军将面临更大的危机。毛泽东认为:“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泽东看出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但“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可只当副主席,同周恩来、王稼祥平起平坐,他又不甘心”。张闻天就说可以将自己的“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毛泽东断然否定了,他说张国焘“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了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经过反复权衡,毛泽东对张闻天说:“让他当总政委吧。”这样做既考虑了张国焘的要求,又没让他把军权完全抓到手,是惟一两全其美的办法。在同现任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商量时,周恩来正发着高烧。当时和张闻天谈着恋爱的刘英回忆说,周恩来“一点都不计较个人职位,完全同意这么安排”。

  7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芦花召开。会议宣布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宣布之后让大家讨论——实际上是听张国焘的反应。

  张国焘当然明白,在这个会议上他是绝对的少数,他不可能提出自己当军委主席的意见。他别无选择,只有同意。于是,张国焘表示“基本赞同”。

  张国焘突然向中央发难

  在中央的一再催促下,1935年9月1日,张国焘终于下达了东进的命令。但是,左路军东移的第三天,张国焘突然发来电报,说由于嘎曲河水上涨无法渡河,命令部队返回阿坝,还要求右路军掉头重新向南进攻松潘。

  张国焘依仗着他掌握的兵力和实力,利用红军总政委的权力突然向中央发难,在红军已经兵分两路的局面下,很可能导致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大分裂。

  如何对待张国焘,徐向前态度十分明确,而陈昌浩在考虑再三后也认为中央的北进计划是正确的。于是,两人联名给张国焘发了一封电报,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当天,张国焘回电,没有解释,只有命令:右路即准备南下。

  徐向前和陈昌浩感到事情严重了。徐向前让陈昌浩带着张国焘的电报去向中央汇报。晚上,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聚集在周恩来的病床前进行了讨论。讨论的结果是以七人联名的名义再次致电张国焘,表明中央北上的决心毫不动摇。

  张国焘已经不可能回头了。9日,他对左路军发出南下的命令。

  紧跟着,陈昌浩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同意张国焘的意见,主张南下。就在这时,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看到了张国焘发来的一封电报,依旧坚持右路军掉头南下。叶剑英立即赶往毛泽东的驻地汇报。

  毛泽东先是亲自找到陈昌浩,就南下还是北上这个问题,再次征求他的意见。陈昌浩说,既然张总政委命令南下,就南下,这个问题不必再争论了。毛泽东听罢说:“既然要南进,中央书记处总要开个会。周恩来和王稼祥同志因为生病在三军团,我们去三军团叫他们来开个会吧。”陈昌浩点点头。

  凌晨,毛泽东一行出发去红三军团。他此一去,再也没有回来。

  毛泽东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

  到达红三军团的驻地巴西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五位政治局委员立即召开了著名的“巴西会议”。会议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由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支队,迅速向红一军团靠拢,之后与红一军团一起向甘南前进。

  1935年9月10日,在红军的历史上,这是一个因危机四伏而紧张混乱的日子。

  叶剑英携带着从机要组组长吕黎平那里要来的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地图,率领军委二局等直属单位以“打粮”为名向红三军团的驻地巴西出发了。在以后数十年里,毛泽东多次提到叶剑英的贡献。

  李维汉是中央组织部部长,张闻天交给他的任务是,天亮之前把中央机关的同志全部从班佑带到巴西。

  红军大学是凌晨三点接到出发命令的,命令由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签发。学员们出发的时候,政委何畏跑到了陈昌浩那里,报告了中央红军已经单独出发的消息。陈昌浩十分震惊。他派李特率领一队骑兵去追。李特很快就追上了红三军团。毛泽东走在红三军团十团的队伍里。李特质问毛泽东:“总司令没有命令,你们为什么要走?”毛泽东说:“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边敌人的力量很强大。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

  毛泽东与张国焘北上和南下之争,与其说是军事争论不如说是意志的对抗。

  此刻,即使与红一军团会合,中央红军的这支部队也不足八千人。第五军团、第九军团,还有朱德、刘伯承,都还在张国焘那里。

  毛泽东在以后的岁月里提及这段历史时,称之为他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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