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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汉青:古镇县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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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汉青:古镇县底(上)


    临汾市尧都区正东十几华里,有一村名县底。村有四五千口人,系尧都区汾河东古镇,逢二、五、八集会,与尧都区大阳镇和襄汾县邓庄镇形成临汾河东鼎市。
此村何谓之古?说来话长。

    古名

    村名县底,有点古怪。为什么叫此名?源于何时?无从稽考。


    在中国,“县”作为行政区划名称,始于春秋时期。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县”名,产生于古代晋国。公元前544年,晋平公14年,平公母亲悼夫人放食,遇到一位来自绛的老者求于食。问贵庚,老者答曰:“不知纪年,只知经历445个甲子矣!”晋平公认为“绛”这个地方出长寿老人,太可贵了,就将“绛”取名“绛县”。这也是天下第一县。


    县底镇现属于临汾市尧都区,查尧都区、临汾市志,此村并无作过县府所在地的记载。但临汾市曾是晋国首都和赵韩魏早期首都所在地,此后两千多年更是兵家争战之地,县既然源于晋,近水楼台先得月,县底村是否古代曾短时为某个县府所在地或备选呢?真难说。

    古堡


    尧都区县底村东的卧虎山不算高大,但神话传说众多,曾有古刹浮山庙和黄鹿泉、马刨泉、珠砂洞、满水井、羊豆芽檩子、酸枣木角柱、锯解石、聚宝盆等“八宝胜景”


    县底村与县府沾边的一个例证,是村东的古堡。


    这个古堡很古,同县底的村名一样,没有人说得清建于何时。我们家族算个书香门第大家族,老辈儿也都说古堡很古,闹不清来历。


    整个古堡大约百亩来地,周围一圈两三丈高、八九尺厚的土墙,东倚卧虎山,南傍黄鹿泉河,北临十余米深的东河里沟谷,只有西面靠着县底村,俨然一个古城堡。


    1970年全国大搞战备,防止苏修突袭。28军从福建北上临汾,部队驻进已停了几年的县底中学,古堡也成了部队投弹和打枪的靶场。村里小孩经常到这里捡弹壳和爬堡墙玩。我那时10岁出头,也曾去过几次,因为捡弹壳还可以卖铜,贴补家里生活。


    1974年,我离开县底村到了北京,后来一直在北京工作。大约是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回乡探亲,见到时任村支部书记吉三记。他说:“汉青,你在北京工作这么多年,见识多,帮着想想咱村有什么发展经济的好路子呢?”


    我因为在北京多年做宣传文化工作,了解不少旅游经济发展致富的典型,又出于对家乡的关注,翻阅了不少有关文献书籍,了解到春秋战国和此后两千多年,晋国、韩国、西魏王豹、汉晋平阳侯国、汉赵刘渊等曾设都于临汾,更发生过许多战乱,那时如果建筑一个土城堡,御敌保民,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古堡的规模很大且沧桑,与古代的哪个县府产生联系,也是大概率的事情。临汾就先后有平阳故城、乾城、白马城、卧牛城的筑城历史。明洪武二年(公元前1369年)平阳卫指挥使胡渊主持扩修的平阳主城,外墙包砖,城垣周长达到6797米,高15米,顶宽20米,城角各建角楼一座,护城河宽8米。明正德年间,又增建了周长4000多米的东关土城,规模远超过现在的平遥古城。解放战争时打临汾,徐向前指挥部队采用挖坑道爆破的办法,好不容易才突破城墙,还出了个“临汾旅”,上了“毛选”。文革期间和后来的城市化运动,临汾城墙也基本消失了。90年代以后重视文物古迹,临汾城西一段残存的城墙,逐步修建为一个挺有特色的古城公园。


    中国建造历史最长、面积最大和高度最高的临汾鼓楼。


    现在,吉三记书记提到此事,我不假思索地说:“我早想过,咱村的古堡就可大做文章。我查阅了一些资料,这个古堡可能有点来历,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古迹旅游景点。”


    三记书记看着我愣了片刻,然后说出一句让我至今仍然心悸的话:“没了,古堡平了!”


    原来,1975年农业学大寨掀高潮,县底村是当时临汾地区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战天斗地建设大寨田自然走在前面。在临汾地委书记王定模的挂帅下,地区、县、公社领导和机关干部一起上阵,协助县底全村人民发起了拆掉古堡、填平东河里沟谷的大战役。上千人挥锹抡镢,肩扛车推带爆破,整整奋战了一年半多,终于把古堡消灭,填平了东河里沟谷,增加了一二百亩大寨田。因为这项工程浩大,冬天和节假日也不休息,有几对青年男女还在工地上举办了集体婚礼。


    我听完这些,赶紧跑到村东,果然看不见古堡了,过去沟深坡陡长满山花野草、底部有条小溪的东河里沟谷,也变成了平地,一片青青的麦苗随风翻卷着绿浪。


    我挺奇怪的一个现象,过去在家乡时,经常挑灯夜战学大寨,或者春节不休息积粪整农田,但庄稼还是长得不好。离乡前的十几个年头,我最大的记忆就是饥饿。改革开放后的这些年,家乡的人民不那么忙了,也不折腾什么亩产“跨黄河”和“过长江”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了,庄稼倒长好了,彻底告别了饥饿。


    我挺喜欢眼前这片平展展长势良好的麦田,只是那些爬古堡看远山、攀河谷摘酸枣的美好记忆,甚至与上千年古迹景点有可能发生关系的神奇希望,只能留在记忆和遗憾中了。


    那天,我沿着田埂,迈着沉重的步子,寻找着古堡大约曾经坐落过的位置,转悠了好长好长时间。

古城

    县底与“古城”产生联系,则是近日的事情。


    我写下这篇《古镇县底》的初稿,因是村志邀写的纪实文章,曾在小范围里征询意见,以期核正。有朋友转发给相关专家,引来了临汾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市政协文史研究员蔺长旺。


    2021年4月3日晚,蔺长旺先生微信加我后,告说:“卫先生,你的文章写很好!实际上县底还曾是高梁城,明洪武十五年平阳府志有载,该志是1980年国家图书馆清理书库时发现的。”


    我吃了一惊,回道:“蔺先生好!平阳府志的详细记载能找到吗?请方便发我。”


    第二天,蔺长旺先生发来一张明洪武十五年刊印的地图,图中明确标注高梁城在卧虎山西麓,旁边靠近黄鹿泉,大致在县底村附近。蔺先生还特别指出,过去有些说法,认为古高梁城在临汾城西北汾河边的高河桥和高河店村一带,是值得商榷的,明显与这幅600多年前的平阳府志和地图不符。



    明代洪武十五年的临汾县地图,也是临汾迄今发现最早的地图。


    查考史料,高梁城的历史很遥远,至少远到了春秋时期。那时候,还没有现今这临汾城,即使叫做平阳的古城也还在汾河的西边,平阳城建在现址是北魏时期的事。而在此之前,高梁城就活跃在史书中了。


    《左传·僖公九年》记载:“齐侯以诸侯之师伐晋,及高梁而还。”公元前651年,晋献公死去,因为立君之事互相残杀,发生了严重的内乱。齐恒公为稳定大局,兴师伐晋。不过,大军到达高梁城时,秦穆公已经护送夷吾回国继位,只好罢兵还齐。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又载:“晋公子重耳杀怀公于高梁”。公元前636年,晋惠公病死,在秦国作抵押的公子圉偷偷跑回去了做了国君,这就是晋怀公。晋怀公一上台,就和秦国反目,惹恼了秦穆公,派人找到了重耳,愿意护送他回国做晋君,并将女儿嫁给了他。秦穆公率领大军护送重耳回国,一路攻城夺隘。晋怀公见大势已去,连忙逃到高梁城避难。重耳回到绛城(今翼城)做了国君,这就是后来称雄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晋文公一是不放心卧榻之侧的前君,二来为报答秦晋之好,派人到高梁城杀了那个忘恩负义的晋怀公。


    蔺长旺先生说:“好像还有记载,楚怀王逃亡也是在高粱被捉的。公元前297年,楚怀王逃走。秦伏兵断绝了其通往楚地的道路,欲留住逼使割地。楚怀王非常愤怒,于是逃到赵国。赵国怕牵连事端,不让楚怀王入境。楚怀王又企图逃往魏国,在高梁被秦国追兵捉住,只好再次进入了秦国,不久郁闷而死。”这一历史记载还有待查考。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也有记载:“潏水(今洰河) 即巢山(今卧虎山)之水也。水源东南出巢山东谷,北迳浮山东,又西北流与劳水合,乱流西北,迳高梁城北,西流入于汾水。又南,迳高梁故城西,故高梁之墟也。”


    晋国曾经是春秋时期称霸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诸侯国。


    图为晋国博物馆的“战车”。


    从上边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到,高梁城系春秋战国时期晋国的一个城邑,到北魏时期已成故墟了。


    但高梁城到底在临汾的什么位置呢?是否如蔺长旺先生确定在县底呢? 通过相关资料来看,蔺长旺先生的观点不无道理。


    高梁城历史上的记载,基本上是春秋战国至汉初。到北魏时期郦道元写《水经注》时,高梁城已成故墟。而最具方位依据的,除了明洪武年的平阳府志和地图,只有《水经注》。


    且看,郦道元写潏水(今洰河)而不是源于黑山的劳水(今涝河)时,才提到“迳高梁城北,西流入于汾水。”说明古高梁城靠近巢山(今卧虎山)和潏水。“又南,迳高梁故城西,故高梁之墟也”一句,也是说源于“巢山之水”的潏水,这是否指的是直到上世纪60年代还成河流,途经县底村南侧流向西面杜村一带的黄鹿泉河呢?


    蔺长旺先生说,完全有这种可能,古代水流量远比现在大,可看作“潏水”的支流。明洪武年地图特意标示出黄鹿泉河流,且看上去比较宽阔,何况800多年前的北魏呢!县底和翟村一直有传说,很早以前的黄鹿泉,曾按照古俗,油锅里捞钱“七三”分水,县底七,翟村三,直到1970年。如果黄鹿泉水量太小,何至于如此大动干戈。


    再者,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还写到:“汾水又南,迳白马城西,魏刑白马而筑之,故世谓之白马城。今平阳郡治。”现在的高河店村和高河桥,距离当时的平阳郡治白马城(即今临汾城)只有两公里左右,且潏水从东南巢山往西北而来,先傍经白马城东北侧后再到高河店村和高河桥,为什么郦道元说“潏水”时提到了已为故墟的“高梁城”,而不说途径当时修筑不久且颇具规模的平阳郡治白马城呢?从地理和情理上看,似乎难圆其说。只有一种情况:郦道元说到源于巢山的潏水时,顺便提到巢山附近历史上曾存在但现已成故墟的高梁城。至于白马城,下面记述汾水时再说吧。


    此外,高梁城何以名高梁城呢?“梁”系山梁之“梁”,而非米粱之“粱”。顾名思义,应该是建在高梁上。县底地处卧虎山西麓,可谓高梁上。村东建于高梁上的古堡,前面“古堡”一章中已有记述,挺大规模、说不清来历的古堡子,是否就是“高梁城”的整体或部分遗址呢?仅从名字上看,似乎比地处汾河边平川上的高河店村和高河桥更恰当些。


    以上种种,都可佐证蔺长旺先生高梁城位于县底的观点。


    蔺长旺先生还说:“据相关资料,高梁临近武遂,而武遂恰位于县底东北不远处,可资佐证。”据《山西通志》“府州县志四”中说:高梁,“战国为韩武遂地”。武遂遗址今名辛城,西距临汾市25公里,东离浮山城8公里,位于临浮公路北侧。武遂城以青龙堡为中心,八方城堡环拱,形成一个城堡连环的防卫群体,民间有八卦城之说。


    就蔺长旺先生的观点,我问询了临汾市著名作家、学者、山西文史馆员乔忠延。他说:“有此一说。印象中还有一说,县底是原襄陵城旧址。”

    我又吃一惊。久居京城,对自己村镇的历史真了解不够。百度“襄陵县”,在“历史地名词典网”中有:“西汉置,属河东郡。治所在今山西省襄汾县北十五里古城庄。三国魏属平阳郡。北齐废。隋大业二年(606年)改禽昌县治,属临汾郡。治所在今山西临汾市东南十八里县底镇。唐属晋州。北宋天圣初移治今襄汾县西北三十三里襄陵镇。1954年与汾城县合并为襄汾县。”


    上边提到了禽昌县,我再搜索“禽昌县”的百度百科:公元428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擒获了西夏国主赫连昌,为炫耀武功,广筑禽昌城,分开平阳郡置禽昌郡于吉县。北齐改郡为县,徙治于曲亭。80年后,徙治于乔李。“到北齐天保七年(556年)又废襄陵入禽昌。周平齐(577年)因县治偏北,从禽昌城徙治于废襄陵故城(今临汾城东南的县底)。隋大业二年(606年)废禽昌恢复襄陵县旧名,将县治南徙于古城庄。此城归禽昌约百余年,禽昌县治此城约三十年。卧虎山下一带地方直至金朝时仍属襄陵县。”


    从春秋战国一直到建国前,临汾一直是兵家争战之地,城头变换大王旗。许多史料档案很难完整保存,学术观点产生分歧和争论是很正常的。

    县底与古代的高梁城、襄陵城和禽昌城到底是什么关系呢?还需要进一步探讨论证。

古都

    过去我曾想,把自己的家乡县底村与县府沾边,与春秋战国时期相联,也许有点高攀,或者有点牵强,但怎么也没想到居然还能与尧时期的古都有关。


    那是2017年底的一天,我在北京民族饭店参加一个尧文化的学术活动,遇见何弩(本名何努)先生。



    何弩博士在陶寺遗址考古现场。


    何弩先生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山西工作队队长,近20多年主持“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陶寺专项”,成就卓著。2015年6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山西省委省政府在北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山西陶寺遗址考古发布会。中国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宣布,“尧都平阳”正在走出传说时代成为信史,多年考古形成的一系列证据指向陶寺很可能就是尧的都城。2017年12月8日,在第三届世界考古论坛上,陶寺遗址作为唯一一个中国考古项目,获“重大考古研究成果奖”。


    陶寺遗址的古观象台。


    我特意走向何弩先生,感谢他为老家临汾尧都做出的卓越贡献。


    何弩先生问:“你是尧都区哪个村?”


    我说:“县底村。”


    何弩先生眉毛一扬:“哦,县底村呀!根据我们的考证,县底村是尧都陶寺的副都,还有一个在曲沃。”


    我有点不大相信地问:“县底能是尧都的副都?不可能吧?”


    何弩先生说:“我们有考古依据的。”



    陶寺遗址出土的陶器。


    那天活动的组织者,是学者型的临汾市原人大主任、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刘合心先生。近20年来,刘合心先生坚持推动尧文化和晋南地区的中华文明根祖文化研究,撰写出版了《源头集》《历史的星空》等10多部很有文化价值和审美情趣的著作,也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我同他提到此事,刘主任说:“何弩可不简单,20多年挖掘考证尧都,不会随便说的。”


    后来与一些相关人士聊起这个话题,觉得还是有点道理的。县底村地处尧都区的卧虎山西麓,南面20公里左右邻近襄汾的陶寺,北面10多公里大阳镇北郊村的涝河岸边,建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尧陵。1984年中国考古研究所专家考证,陵丘属人为形成,再根据尧陵附近发现陶片推测,4000余年前人类曾在此活动居住,这与当地传说葬尧时人们掬土成山成陵相吻合。


    从地图上就会看到,县底处于陶寺尧都和北郊村尧陵之间。


 

   坐落在卧虎山北麓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尧陵。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太史公即写《史记》的司马迁,翻成现在通俗的话:学者多称赞五帝,上古久远的事了。然而最可征而信的《尚书》,记载的只有尧以来,而不记载黄帝、颛顼、帝喾等。诸子百家虽提到黄帝,涉于神怪,不是典雅之训,所以当世缙绅们都不愿多说,不可以取以为证啊。


    那天从民族饭店回到家后,我曾特意向县底村书记刘红生和村长毕宝玲通报此事,记得还挺认真地说:“以后再有大的挖掘工程,注意看有没有古陶片之类的东西,好好保护啊!”

古音

    县底古镇之古,还表现在一些古字古音的使用。


    许多爱好古典诗词的人会发现,一些著名诗人的诗句怎么会不押韵呢?


    比如唐朝诗人杜牧那首脍炙人口的《山径》:“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车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同朝代的韩翃也有一首著名的《寒食》:“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两首诗中的“斜”,按现在读音读“xié”,明显与其它的韵脚押不上。其实,在古代人的读音中,这个“斜”读“xiá”,完全押韵的。 而在县底镇的方言中,就保持着这个“斜”字的古音读法。如说“日头斜了” “这条胡同有点斜”,都读“xiá”。


    县底一带的方言中,还保留了许多古音古字。如“予”字的使用,这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给”不用“给”而用“予”。如“你把碗予我。”古代的训诂书《广雅》中:“予,与也。”如《诗•小雅》:“君子来朝,何锡予之?”《荀子•大略》:“天下之人,唯各特意哉,然而有所共予也。言味者予易牙,言音者予师旷。”



    晋国乐师师旷是临汾洪洞人,曾创作了高雅古曲《阳春》《白雪》等作品。


    “孰”用也很普遍。县底一带的方言里,“孰”就是“谁”的意思,用“孰”不用“谁”。“孰呢?”就是“谁呢?”的意思。看看《战国策》:“吾与徐公孰美?”韩愈《师说》:“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也是“谁”的意思。


    “荷”似乎是很古典、文雅的用字。如陶渊明《归园田居》:“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诗中的“荷”就是携带的意思,现代人已经很少这么说了,通常说“带”或“拿”。但是县底镇的方言中仍一如既往:“你把锄荷上。”“出门多荷点钱。”都是携带的意思。


    䀇,读“gu”。《说文解字》:“器也,从皿从缶。古声。”很古老的字,现代人更少使用。这种形状类似火锅、烧木炭的铜、铁“火䀇子”器皿,可以在餐桌上蒸煮菜蔬。县底镇所在的临汾一带,这种器皿、这种读音、这种吃法,自古至今,一如既往。


    这里的人们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把母亲称呼为“奶奶”或“奶”,而把奶奶(祖母)称呼为“nüe”,即“娘”的变音。这么基本的称呼,竟然正好与其它地方相反。


    我在上世纪90年代,曾就这个话题与临汾的著名作家、学者乔忠延先生探讨过。我们的观点是,似乎临汾这里的称呼更接近于古时的本义和源头。临汾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其使用语言是很古老的。一个幼儿呱呱落地,首先要寻找“奶”(乳房),哪个儿女不是叼着母亲的两个奶头、吃着母亲的奶汁长大成人的呢?而吃袓母的奶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每一个儿童的眼里和心目中,慈祥可亲的祖母无疑是最美好的女人,那不就是“良”“女”么?


    此外,县底一带人称呼爷爷,读音为“yaya”(呀呀)。称呼太阳,也是爷爷和“yaya”读音,如太阳出来了,说成“爷爷(yaya)出来了”;太阳充沛的地方,发音为“爷爷(yaya)窝”。


    而称呼尧,一直以来是尧王爷,读音和太阳差不多,或有时混同。万物生长靠太阳,尧天舜日源头长,爷爷的称呼竟与这些相同或相近,这似乎是更古老的读音了。



    在尧陵国祖殿举行的尧都区民间祭拜尧帝大典。


    县底镇翟村人杨春泰先生撰写了《卧虎山麓方言》 一书,对县底一带的方言有系统研究,其中也谈到这里的古音现象 。


    中国的汉字和读音,是由象形、形声、表意逐步演变形成的。县底镇距离陶寺尧都遗址只有20公里,临汾又是中国古典诗词著名的“平水韵”的发源地,这里的古字、古音是否有助于中华文化的溯源呢?值得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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